目 录
序
不要只坐在那儿，行动吧！
引 言
为什么写这本书？
第一部分 古老阳光即将用尽
1．我们是由阳光构成的
撷取更多阳光——经由其他动物
撷取更多阳光——从土地上
古老阳光储存在地底之时
古老阳光的使用
更多消耗古老阳光的方法
那么，我们的户头还能撑多久？还剩多少矿物燃料？
2．为什么看来天下太平，其实却岌岌可危？
靠“初始资本”而活
“庞氏骗局①”
矿物燃料：初始资本或庞氏骗局？
我们能借成长把问题抛开吗？
古老疾病再现
我们可能没有看见或听见事实
3．奴役与自由
4.一瞥海地与其他“热点”的可能未来
菲律宾：儿童翻食垃圾
尼泊尔：走四小时的路就为寻找一天的木材
非洲西部：木材耗尽，冲蚀加剧，沙漠形成
变迁是快速的，并非缓慢的
5．树木之死
树木
根部，抽水机
栽种树苗无法帮助降雨
以树换牛肉：砍伐雨林来提供美国人99美分的汉堡
斩树除根影响地下水和水循环
6. 绝种：多样性巩固生存
多样性巩固生存，然而我们正失去多样性
小规模、地方性并分布广的系统，较能避免失败
社会多样性也正在消失
7．气候变迁
伊甸园与洪水
想想我们此时身在何处
8. 砍伐森林，争夺石油以及帝国之兴与衰
我们能以替代燃料拯救文明吗？
“绿色”能源
燃料不足，战端必起
第二部分 年轻和古老的文化： 我们是怎么走来的？
1．观点的力量：古老的和年轻的文化
我们怎样看待事物，就有怎样的力量
2. 年轻的文化，控制的毒品
我们不是睡着了：我们醉了
“住在盒子里”的病
重新与这世界接触是怎样的情形
3．年轻文化中有关现况的故事
今日年轻文化的观点
Wetiko：消耗他人的生命以获利
我们文化的基础
女人惹的祸
我们生而邪恶
造物者是健忘的簿记员
“每个人都坏”的故事之后果
现在的故事：我们是分离的
我们对“原始”人的观点
我们的文化成长与癌症有相似之处
年轻文化的冲击使人面临的选择有限
改变故事
4. 我们需要唤醒的记忆
“大遗忘”
记忆之美
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事：“古老文化”的观点
阶级差异及权力结构的诞生
这是如何发生的
文明的“奴隶”
休闲时间
文化的深度
现代奴隶
5．古老民族的生活
从圣族（San）及高基（kogi）：注重社区与合作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无法与之分离
从卡雅波族：永续农业
6．社会架构下的权力与合作：城邦与部族
部落与城邦文化结构
部落族群的结构
城邦可能是如何开始的
部落的人口
部落如何控制人口？
“但我们的国家很稳定……”
无政府或部落制度
7．但是达尔文呢？不是胜者为王？
第三部分 我们能做什么？
转化自己
改变科技
改变看待及利用科学的方法
我们只要恢复与远祖智慧的联结就能有所学习
我们可经由建立成功的社区来建造光明的未来
1．新科学
2．改变世界需要有新故事
主导的故事可以而且也在改变，真实接着改变
3．接触神圣
看见过去
达到“在”
4．学习创造警觉
5．从一个僧侣来的教训
6．重新授权于妇女
7．“足够”的秘诀
财富的意义
平安的财富
但他们不是很穷吗？
我们的匾乏
8.尊重其他文化及社会
尊重土地的安息日及五十年节
古老文化的财富
9．弃绝与任何生物的战争
10．大自然的神圣
11.改变使用科技的焦点
用石油来帮助我们不用石油
“离开栅网”而生活
12．关掉电视
13．现代部落：有目的的社区
部落和社区
有目的的社区
从成长中的社区运动获得支持和信息
造访一个有目的的社区
14．重建每日的生活与仪式
仪式并未消失，只是变了样
有含意的仪式
重建仪式
15．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 有更多记忆需要唤醒
序
不要只坐在那儿，行动吧！
发现耀眼、新颖而独创的思想是生命的稀宝，而发现这样的思想家致力于人类最重要的议题则令人振奋。这本提供了原创而古老观点的开创性巨著，使我得以从新视野观照今日情势。且由于本书之深且广，我精神受其鼓舞，心绪却又受其搅扰。我曾用尽美词赞誉汤姆·哈特曼（Thom Hartmann）的前一本著作：《先知之路）（The Prophet’s Way），称之为我所读过的最重要的书，因它对我个人的确如此。但我如今发现这本姐妹作值得同等的赞美，因为它论及地球整体，涵盖所有物种。
我一直很困惑，生态危机是如此令人痛心甚至心惊胆战，为什么一般大众却如梦游似的视而不见，或者仅漫不经心地处理。全球性的危机影响涵盖各个层面，从个人到社会到世界，但是尽管有偶尔的口惠，和假装对接踵而至的灾难表示关心，我们多数的动作[一点回收，少开车、暖气或空调关小点，开张支票给“峰峦俱乐部”（Sierra Club）]似乎只能减轻罪恶感或掩饰日增的无力感，其实并没有多少作用以阻止沉沦之势。
也许我们倾向于忽视问题的鸵鸟心态，是因为地球的破坏所造成的困境太过庞大，其间包含许多远超过我们个人所能控制的力量（而且稍微想想，似乎也超越其他每一个人的控制）。我所知惟一较接近的类似状况，是目前逐渐退去、笼罩在我们头上半个世纪之久的蘑菇云；在比较区域性（和个人）的层次，我会提及在弗吉尼亚州西南方和肯塔基州东方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受露天开采生煤所造成的破坏，因为那原是我平静而美好的童年田园。露天采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破坏，必得眼见才能相信。你若站在未开发的山脊眺望，可以看见整个视野范围都被铲平、根除、消失了——可怕的疤痕深深凿入曾经有着最美地形的南方高地。《寂寞松径》（JohnFox，Jr．的小说，描写社会的进步，包括采矿等活动，对山区文化的正负冲击——译注）描写的场景，再加上河流淤塞破坏，山谷毁灭，地表破损变形，却有大把钞票立即入袋——短视的企业买下整个司法系统，并阻挡每一个理性诉求；轮子有两层楼高的推土机（必须在现场装设的机械）大刺刺地把青山夷为平地，没有一点信仰，眼里只见石油。
哈特曼对这些问题开启了新的识见，指出我们现在的危机其实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只是附和着在付诸行动以前就一直存在、早巳编入我们脑里每一根神经的思想力量。在我们对地球及对彼此日增的暴力行为底下，是遗传千年以上的文化心态。弥漫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奇怪的焦虑和愤怒，乃是经年累月的“旧因缘”，我们就像将蓝色标为蓝色、红色标为红色一样，很自然地接受这——那是我们的遗传，就像父亲吃了会使儿子感到不舒服的酸葡萄——它是一个无意识的周期，但正如哈特曼指出的，每一个人可以用有意识的行动来打破它。
然而，大家对生态问题的共同反应是“噢！那个绿化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成功地迈向超越比尔·盖茨之路的灵魂。我们过于热衷于个人的追求，在世上只汲汲于“设法取得什么”，或“达成什么”，而很难退一步想想，那无意识接受为标准的日常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或者就像我的一位企业界朋友所理解的，生态上的“颤动”就如地球的巨大，而渺小的我们犹如爬在这巨球表面的微生物，如何能对地球的功能有任何显著的影响。
哈特曼在一连串当头棒喝的研究基础上，以令人钦佩的简单与清晰解析我们的困境。几天前，我挥动着他的原稿，并口沫横飞地描述这本书给朋友听；然而尽管我一头热，当他们发觉主题乃为生态环境时，脸色骤变，“噢，那……”转而讨论他们认为有用之事——不包括受伤的地球、濒临死亡的生态系统、枯萎的心灵，以及人口爆炸与逐渐迫近的饥荒。
记得 1979年（巳 20年了）从洛杉矾到华盛顿特区的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位在政府地质部门工作的地质物理学家。当时刚从东京的国际地质物理学家会议返国的他，显然对现况丝毫不感乐观。“我们部门对50年期间所做的并报告给政府的每件预测，都不折不扣地应验了。”“但是，我们每项指陈生态状况严重性的报告一概被刻意忽略，或公然压制。我想，因为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不大，所以就用以下的评论打发了事：‘我们不需要随这些杞人忧天的科学家起舞去搅扰大家，他们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那一次国际地质物理学家会议的主旨乃是关于赤道附近雨林的破坏。雨林是地球最大的氧气来源和二氧化碳吸收剂，而且是全球降雨及气候形态的主要影响因素。当时每小时有30英亩的雨林消失，而根据那些科学家的调查，造成全球剧变的错误正在形成，而且变本加厉。
要知道变本加厉的速度，亲爱的读者，就请继续读有关这后来20年的数据，如果你心脏够好的话。
1991年，我在飞机上遇见另一位在BP（英国石油）公司工作的地质学家，“石油快用光了，”他叹道：“石油的末日就在眼前，而我们却继续把它烧掉。”他指出：“我们该保留石油以实现其合成各种可能产品之极大潜力，而发展如氢燃料之物，来取代石油的燃料用途。氢是宇宙最常见的物质，我们确知它可以用在汽车、工厂、发电机等等。”他再强调：“但是烧掉最后几桶石油将带来重大灾难，完全不合理。”（我自此从未再听见氢燃料。）
如果燃烧石油库存只是今日惟一存在的不合理，我们对涵盖所有生物物种的忧虑暗潮地许就不会如此汹涌；但是石油只是哈特曼在书中所描绘的环扣交织的疯狂行为之一罢了。为什么要读这种书，你也许会问，如果情况真如专家所言般的恐怖，何不吃、喝、享受、及时行乐，因为明天就……？但你仍应该读这本书！因为，只从肤浅的三分钟新闻报道得到信息的市民，充其量也只能有肤浅的反应，但问题却远远不止于斑点猫头鹰消逝的消息，哈特曼所收集的事实虽然令人心惊，对事情的全貌及意义的了解实为必要。他呼吁我们回归理智与正常，这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即使最终无法挽回颓势，至少也能播下新生态、新地球的种子。所以，我们必须先知道病情，而后才能对症下药。
随着科学团体恳求政府、产业界和消费者留意征兆，谈论即将到来的生态瓦解的书也逐渐增加，但都徒劳无功。许多时候，探讨现今关键议题的人只能对已改变的人宣导（没有其他人会听），而世界这个已经长成“全球经济”规模的大机器则加速陷入险境。我们记得卡森（Rachel Carson）多年以前的先见之作《寂静的春天》，称此作品力挽化学毒害之狂澜；然而回想起来，实质上并无改变，只有一些表面的粉饰来纾解抗议之声，而原来的作为未曾稍减。我们的环保署持续在镁光灯前斤斤计较小事，却背地里放纵大恶。毕竟，卡森的论点无助于国民生产总值，所以今日的母乳中DDT的含量比当时更多，还含有许多卡森做梦都想不到的新化学物质。（我们平均一年制造 9 000种新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在宇宙中不曾存在过，而且90％具致癌性。）而害死卡森的癌症正以指数形式增加。
1954年英国细胞生物学家威廉森和皮尔斯，在佩卡姆基金会资助下，历经30年的医学研究指出，人类已成为地球的癌细胞。而因为地球和其上的居民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他们预测，人类的癌症将扩增成流行病的规模。他们的预测与建议对英国的产业成长毫无裨益，更别提美国，所以也完全被漠视。
我们一直需要新观点，以及对原本非常明显却受到过分文饰的事实，提出新看法、新阐释；也一直需要实际有效的对应方法。而这些正是哈特曼在书中的精辟之处：他阐明人类心灵的贫乏与堕落何以成为我们的病根，而这病根由来已久，已成长数千年，也惟有我们自己与生活的更新才能救赎。我们常听到科学上的新典范，但其实只有重新发现一个非常古老的典范，发现日常生活、每个生命形式、活生生的地球，以及“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神圣，才能改变形势。而这些将不是从电视或电脑CD-ROM上得来的。
所以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不是只呼吁要扛起个人的责任，一个模糊的抽象概念，而是清晰地提供每一个人都能依循的“行为处方”，借以找到我们内在的古老而弥新的生命景像，并将它活现出来。这里所提出的是我们每一人都能从事的活动，来追求个人生命的丰富、心灵的觉醒或复苏、心理的和平和我们星球的复原。对这本超凡、独特的书，我要大声疾呼，每一个人都该阅读、谈论、宣传，就如事关生死——而事实正是如此。
当然我们已经对要求行动的闹钟感到厌烦了，但若忽视这本书，将使我们自己、子子孙孙，以及我们受命管理的美丽地球陷入更深的险境。在阅读曼德（Jerry Mander）所著与哈特曼有相同取向的名作《缺乏圣者之处》（ In the Absence of the Sacred）时，我以为我对生态问题之了解已十分透彻，但这本《古老阳光的末日》一书却为我打开了新视界。
所以，读这本书！买本送给朋友，再选定你的国会议员、商会、广播电台，也寄给他们。力荐把它加入每所学校的课程中。而且，莫满足于一两项善行（我易于如此）。持之以恒，我们曾经推动加速的恶化不会立即减缓。巨大的力量正在运行，因此需要巨大的承诺与献身。
小女11岁时，听到了非洲屠杀大象之事，拥有年轻人直接明确的逻辑而无法理解成人残暴的非理性的她，踱着步子，流泪哭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然后转身指着我说：“你只是坐在那儿！”
我能说什么，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做点什么，但却不得法。以下的文字，不但对我们所面临灾难之本质，提供了非凡的洞见，也提供了更为非凡的道路，勾画出非常特别的具体行动。就连步入古稀之年的我，也能有所作为，你也能。所以正如小女所要说的“不要只坐在那儿，行动吧！”宣传这本书并付诸行动。现在，就是今天，就是此时！
约瑟夫·奇尔顿·皮尔斯（Joseph Chilton Pearce）
于弗吉尼亚州法柏
引 言
为什么写这本书？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若不能设计出更好更公平的系统，哈米吉多顿①之战就在眼前。”
——麦克阿瑟（1880—1964），1945年9月2日
从昨天此时到现在的 24小时里，超过200 000英亩雨林遭到破坏；1300百万吨毒性化学物质流入环境中；超过45 000人死于饥饿，其中38 000人为儿童；130种以上的植物或动物绝种（有如此快速之物种消失速度的最近一次，是在恐龙灭亡时）。以上种种事件都在短短一天内发生。
处在现代社会的我们，通常关心的是与糊口有关的日常生活，而几乎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形态。但也许，我们偶尔会靠近点听，深入点看，然后只消一点力气便可找到一些谈论未来劫数的杂音，从合理的到不太可能的都有。
日复一日我们可以在传播媒体中看、听或读到有关新的致命细菌或病毒、日益恶劣的气候与杀人风暴、四布的致癌污染物、粮食不继的警报，以及那些预警世界性经济崩溃与大衰退——或在哈米吉多顿的最后一役——为期不远的故事。
然而也有人告诉你：一切都好，谢谢你的关心，但没问题，你看，全世界人口可以装进佛罗里达州一般大小之地，未来科技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在这些有关世界的是与非的正反辩论中，主要的争议处乃在于，我们是否该做些什么？
但我认为这些论点大都忽略了以下四个基本事实：
（一）现代科技虽难辞其咎，但如今的困境与危险却非近来的变化造成之意外，乃是自7 000年前，第一个苏美尔人城邦建立以来，从人类的生活形态便可预测的结果；而且，是自从有人决定从部落移居到城邦后，伴随着这些城邦的兴衰循环而出现的。
（二）我们（及所有其他生物）乃由食物所构成，而食物乃以阳光为惟一的能量来源。没有太阳就没有生命，有大量的阳光与水，才有丰富的生命形式。因此，我们是由阳光构成的。我们如何运用这最基本的资源，正是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自然的关系。
（三）我们的问题并非来自科技、饮食、传播媒体中的暴力，或其他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乃源自于文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大多数解决危机的提案之所以不可行，乃是因为这些提案正与问题本身同源于一个世界观。你将从本书中得知，资源循环利用救不了这个世界，生育控制救不了这个世界，而拯救所剩不多的雨林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即使所有这些正面的方案都彻底实施了，我们的根本问题仍然存在且必然持续下去。甚至冷核聚变的发展、对石油之不再依赖，以及无尽的电力供给，都救不了这个世界；除了改变我们看待及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外，别无他法可以产生实际、有意义且持续的变化；而这变化会自然引导我们开始控制人口、拯救森林、重建社区，以及减低浪费。
（四）本书所建议的解决方案在人类历史中一点也不新奇或极端激进，而其实乃代表了维系、哺育人类数万至数十万年的世界观。在南美、北美、非洲、澳洲和早期亚洲的土著并未扩张人口或摧毁世界，虽然他们常有机会可以取得多于所需的资源；化石和史料也并未显示他们的生活真如媒体中所描绘的或一般人所想像的野蛮或险恶。真实的他们，看见这世界的神圣，看见造物主及神性之存在于万物中，而过着永续、满足的生活方式，享受着工业化国家上班族不敢奢想的悠闲。这类自觉和生活形态维系了其文化与族群百倍于美国历史之久，更继续在世界各地维系着他们。他们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虽然，如本书将提到的，我们这些“文明”人正在一步步地消灭他们，也因此正自食夺去其土地、语言和生命时所失去的知识宝藏之恶果。
当够多的人改变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时，答案常以我们未改变前难以想像的方式不言自明。由于文化形态使然，世界已被破坏许多；我们也可以借改变文化来拯救许多。从本书中你将得知，在我们祖先的文化根基里，可以找到保护人类及地球的知识之古钥，而无须回头住在洞穴或茅屋中，在有目的的且自发性的减低消费中，正摆着一条人类与地球的康庄大道。本书也会告诉你，如何在参与拯救人类和世界的同时，创造你自己更高品质的生命。
◆ ◆ ◆
本书讲的是这世界正往何处去，而我们能为它做些什么。结局是乐观的，但书中多处可见负面的事情，而若能借着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找到近在咫尺、正面的、改变人的工具——多与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相关——这些坏消息其实是好消息。
罪恶感和沮丧并非本书的目的，我是抱着创立正面且持续性变化的希望而写的。
本书始于描述世界现况：人口成长、资源涸竭，以及我们如何一路破坏我们的“窝”。在此部分，特别重要的是对一个少有人发觉的要素之新洞察：食物和燃料的能量源头，以及我们正在耗尽这个源头的证据。我们将谈及现况是如何造成的，以及为何明明山雨欲来，很多人却无所警觉。
为了此书而与我共事的人告诉我，书还没读完三分之一，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已全盘改变，对于为何事情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以及若不赶紧有所行动，未来将会如何，他们有了新的、令他们不安却又无法逃避的看法。却也是在此时，因为感到不安与困扰，一些读者决定回头，不再继续走向刚发现的那条从过去直通未来的道路。
第二部分解释我们如何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我相信，知道这根本原因是拯救未来之钥，能打开新答案的大门，而这些答案已经证实为可行的。
最后一部分我们将检视，究竟能利用前面得来的新理解做什么。如果你坚持下去，你会得到切实的、以事实为根据的信心，知道只要我们做得对，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
请与我一同吧，正如吾友格温·费希尔所说的“希望乃成熟之基础”，这是一本希望的书，只要我们能了解现况及其来龙去脉，就能为更光明、更有意义与更快乐的未来提供具体答案。
汤姆·哈特曼 于美国佛蒙特州罗克斯伯里
注释：
①哈米吉多顿，《圣经》中所说的世界末日善恶的决战场。
第一部分 古老阳光即将用尽
能源来自何处？我们在能源利用方面是如何寅吃卯粮？当能源用尽时我们的子孙会发生什么事？
所有的一切都是起源于阳光。
阳光将能源灌注于地球，而能源在无尽的生、死、再生循环中，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有些阳光被储存在地底下，犹如庞大的能源储存户头，可让我们领取使用。由于我们制造了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机器，它们都需要燃料与电力，因此人类的文明发展出一种对地下能源之强烈饥渴。
但是，我们的储蓄正逐渐减少，这可能会导致一段非常艰困的时期。
本书第一部分将会呈现现状的全貌，以作为尔后规划应变计划之基础。其中包括以下主题：
◆阳光在人类故事中之历史
◆为什么表面看起还不错，然而其实却是岌岌可危
◆树的重要性——它们在可再生环境中的三个重要角色，以及一些对伐树后果所做的令人警惕的统计
◆世界和气候的改变所造成之物种的加速灭亡
让我们从头开始——这在亿万年前赋予这个星球生命的燃料来源：“阳光”。
1．我们是由阳光构成的
“太阳，这爱与生命的炉床，灌注燃烧的爱至其喜爱的地球。”
——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
我们都是由阳光做成的，此言绝无虚假。
阳光散射热量、可见光、紫外光，是地球的生命来源。每种你看见的生物之所以存在，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植物可以捕捉并储存阳光。
所有的动物都是依靠这些植物而活，无论是直接的（草食动物），或间接的（吃草食动物的肉食动物）。哺乳动物、昆虫、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细菌……所有生物都是这样。所有在这个星球表面的生物之所以能存在，都要拜植物收集并储存阳光的能力所赐，惟其如此，他们才能经由吃植物而将阳光能量变成身体的动力。①
因此，我们人类食物的供给是否足够，多由阳光照射到地面的多寡而定，一直到几百年前才发生变化。而对于地球上非人类的生命形式而言，现在仍然如此——你可以看到在赤道附近浸泡在阳光下的区域，充满了各种植物与动物，然而在阳光相当缺乏的两极地区，生物的数量和种类却少了很多。
植物界储存阳光的方法很直接。我们的大气中含有上亿吨的碳，大部分都是气体的二氧化碳（CO2），植物吸入这些二氧化碳，并使用阳光的能量来推动其叶内称为光合作用的化学反应。这种作用会将二氧化碳的两个氧原子与碳原子分开，产生自由碳（C）和氧分子（O2），然后碳会被植物用来制造碳水化合物，例如纤维素和几乎所有其他植物体——根、茎、叶、果实、果核——而氧则当成废气排出。
我遇到很多人都相信植物是由土壤形成的，例如，你可能认为你家屋外的大树大部分是由它成长之地的土壤所组成。然而这是个很常见的错误，其实树的大部分是由空气中的一种气体（二氧化碳）和水（氢和氧）所形成的，树可以说是固化的空气和阳光。
植物的叶子捕捉阳光并以其能量来吸取空气中二氧化碳，与水中的氧和氢结合，形成糖和其他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也是由碳、氢、氧共同组成的），如构成根、叶和树干的纤维素。
当木头燃烧时，阳光能源就会以（火的）光和热的形式被释放出来。此时木头中大部分的碳会进行逆转光合作用。
只有燃烧剩余的一小堆灰烬是大树从土壤中得来的矿物质，而其他都是从空气中得来的气体：碳、氢和氧。
动物，包括人类在内，无法像植物一样，直接从阳光、水和空气制造身体组织，所以人口数就受限于可取得的植物食物量（和那些吃植物的动物食物）。正因如此，从人类的出现（大约20万年前）到大约4万年前，全世界从未多于500万居民人民，比现今底特律的人口数还少。
我猜想这么低的全球人口是因为当时的人只吃野生食物。如果阳光仅照在100英亩的野地而生产足够10人的食物——包括可吃的水果、蔬菜、种子和那些吃植物的动物——则该地区的人口密度将会维持在这程度。对各种动物数量的研究显示，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在没有足够食物维持该区域的个体数之情况下，会变成较无生殖力，而且死亡率会升高。这是大自然对所有动植物个体数的控制系统：个体数被限制在当地植物食物可供给的范围内。
同样的，当时人们的衣服和栖身之所也是由植物与动物的皮做的，这些动植物是因着当时的阳光，那些于他们数年的生命中照射在地球上的阳光而活。换言之，我们用动物皮和树（那些消耗近几年阳光的事物）来制造衣服和房子，而所有这些都是由当时的阳光构成的。
撷取更多阳光——经由其他动物
大约4万年前，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人类发现一种方法可以改变自然的形态，而使人类比其他物种得到更多的阳光/食物。以前我们的食物来源仅限于周遭自然生长的植物与动物，人类食物供给量完全决定于当地森林可提供多少鹿和兔子，或好土壤可生长多少可吃的植物。
但是人们发现在那些只能生长灌木丛和野草、无法长成森林的贫瘠土壤上，反刍动物如山羊、绵羊和牛可以吃这些我们无法吃的植物，然后将灌木和野生植物每日捕捉到的阳光转换成我们可以吃的动物肉体。所以如果可经由放牧和饲养增加反刍动物的数量，我们就可以使用到那些存在于原来对人类无用的植物里的阳光。
这方法提供我们祖先更多有用的能量，包括工作用的动物和作为食物的动物。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放牧和饲养的行为产生于4万年前，这些行为逐渐盛行各地，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在一块土地上借由动物作媒介而吃到更多近几年来的阳光。
撷取更多阳光——从土地上
大约在同一时期，人类也发现可以用可吃的农作物来取代不能吃的森林。
同样一块土地，以前只能生产十人份的食物，现在可以用来耕作生产一百人份。这农业的滥觞被称作农业革命，约于一万年前开始形成趋势。
因为我们发现并开始使用这两种方法（畜牧和农业）来更有效地把太阳能源转换成人类的食物，我们的食物供应增加了。根据自然的基本定律，食物越多，人类就越多，所以人口开始快速成长。
从那时起的几千年当中，我们也发现如何从大地中开采矿石，并从其中提炼出纯金属，以及利用这些金属制造工具。这些工具，像犁和镰刀，使我们成为更有生产力的农夫，所以从公元前 8 000年一直到基督出现，人口从 500万增加到 2．5亿，比现在美国的人口略少一点。
但我们每年仍然仅使用大约该年的阳光，所以即使消灭了一些竞争食物的物种，我们对地球的负面影响仍极微小。我们尚未使用到储蓄户头来满足需求。
然后，到了中世纪，事情发生了，我们发现一种新的阳光来源（将近4亿年前被植物捕捉的阳光）：煤，借由取代森林作为热量的来源以增加农地，煤可用来增加食物的生产。煤和我们的新理论配合得很好：人类可以摧毁食物竞争者，并消耗所有的地球资源来生产人类的食物。
古老阳光储存在地底之时
大约4亿年前，有一段时期科学家称为石炭纪，这个名称是源于这个时期之初有大量的碳以二氧化碳形式存在大气中。
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它像温室的玻璃一样，可以维持住太阳照射到地球的热量，而不让其逸回太空。石炭纪从4．1亿年前至3．4亿年前共延续了 7 000万年，在这期间，地球大气层充满二氧化碳以至于当时地球的温度比今天高出很多。
地球约有25％的陆地和75％的海洋，而当时整个地球的陆块组成一个大陆，地质学家称之为“泛古陆”。
泛古陆的存在早于鸟类与哺乳类，甚至比恐龙还早，当时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只有植物、鱼、昆虫和小型爬行动物。由于空气中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既可以捕捉阳光能源当热量，又可提供丰富的碳源结植物当原料，因此植物生长得很繁茂。整个泛古陆覆盖着一层密实的植物垫，矗立云霄数百英尺高，而地面上厚厚的腐烂和死亡的植物体，在某些地方甚至有几百英尺或几千英尺深。这些活着的和死亡的植物垫，在石炭纪的 7 000万年中不断越变越厚。
当植物越来越茂盛，它们会从大气中捕捉越来越多的碳，将其转换为叶、茎和根的纤维素，而随着碳以植物体的形式存留在覆盖泛古陆的植物垫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逐渐下降。
同时，覆盖地球表面3／4的海洋也是大量植物体的家，虽然大部分的植物只是很简单的形式，如单胞藻及其他微小的植物体，它们同样可以捕捉接近海面的太阳能源，用这些能量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为植物体中的碳，等到死亡后再沉淀于海底。
大约3亿年前，大灾难发生了，造成地球史上五次大灭绝中的一次。没有人知道到底为什么（可能是与慧星或小行星相撞），但是剧烈的构造运动导致泛古陆分解，并且无法回复地改变了地球环境。地壳多处裂开，火山爆发，而陆块漂移并挤压。在那些曾都是泛古陆一部分的陆块相互撞击之处，数百万亩的地球被山和其他土地覆盖。厚厚的植物垫沉入地下，7 000万年以来储存在碳中的阳光能源随之深锁地下。
5 000万年后，恐龙出现了，并在相当稳定的一段时期称霸地球，而当时地球上的两个主要大陆为地质学家所谓的劳亚古陆和冈瓦纳古陆。后来，根据大部分人都接受的科学论点，一颗流星或小行星撞到地球，造成另一次恐龙也无法幸存的大灭绝，致使三叠纪和侏罗纪时期在2．5亿年前划下句点。地球进入另一个地质大变动的时期，劳亚古陆和冈瓦纳古陆两块大陆分裂成更小的陆块，形成我们今天所谓的亚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欧洲、澳洲和南极洲。山岳因各大陆的漂流挤压而形成，而有些几百万年以来在地下几百英尺的植物体，则沉入地球更深处，在那里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古老阳光的使用
大约900年前，欧洲人和亚洲人发现地下的煤矿并开始燃煤。煤就是古时植物垫的最表层——储存了3亿年之久的阳光；经由燃煤，人类第一次能够使用那些在远古储存下来的阳光能源。
在煤广泛使用前，我们祖先必须维持一定大小的林地，因为他们需要木头来取暖，以便在北国寒冷的冬天生存。森林捕捉到“当时阳光”的能量，然后在壁炉或炉子里释放出所捕捉到的阳光，在漫长黑暗的冬天里，温暖一个家、洞穴或帐幕。
然而，煤的开采减少了他们对当时阳光的依赖，使他们能铲掉更多的林地以转为农地，因为他们已不再完全依赖树木做为热源。愈来愈多的农地可以生产更多的食物，因此世界人口就从公元1000年左右的5亿，增加到公元1800年产生第一个10亿人口。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因为我们的祖先从此刻开始依赖地球的阳光储蓄户头。
因为我们祖先可使用地球在数亿年前储藏的阳光，他们开始在食物、热源及其他物质上，消耗比每天照在地球上的阳光所能供给的更多的资源；人口成长也超过若人类只使用当时的阳光来作为能量及食物来源时地球所能负荷的量。
这表示，若煤的供应耗尽，他们还是要面对一个可怕的抉择，即冒着饥荒的危险，放弃农地让林地重新生长以取暖，或是虽有足够的食物可吃，却在冬天冻死。（当然，他们也可以放弃寒带，把整个人口聚集在赤道附近；但人类历史上的迁移多是远离赤道的，这是燃料便利性造成之趋势。）
今天我们也可看见同样的趋势：燃料便利性塑造了一班倚赖燃料的人；如果燃料被拿走，人类将会陷入深渊中。
如果我们祖先早用尽了煤，大自然将会接手控制他们的人口数。
相反的，我们的祖先发现另一种可攫取的“银行户头”，另一种古老阳光的积蓄：石油。石油是由数亿年前沉入海底之植物体，因陷于地底下，受到压力而形成的。
石油，另一种被捕捉的阳光，约在1850年，于罗马尼亚第一次广泛使用，而真正的盛行，则始于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Titusville）发现石油时。当时的世界人口仅10亿出头，所赖以维生的根本来源，包括进入农作物和动物牧料的新鲜（或当时的)阳光，以及借燃烧开采自欧、亚、北美洲地底的煤，而挖出的古老阳光。
然而大量石油的发现，将真正巨大的古老阳光库藏打开了一扇大门。
经由使用与碳固定在一起的古老阳光为热源和能源，并借此以农业机械取代动物，祖先生产食物的能力大增。[拖车动物是以“新鲜（或当时）阳光”驱动的，因为它们吃的草是在当时阳光的供应下长成的。因此，若与用石油作燃料的牵引机比较起来，它们能做的工作有限；动物的工作量与它们一天中所吃的食物中可转换为能量的多寡有关，而一辆牵引机一天可燃烧的阳光相当于上百匹马所消耗的量。]
更多消耗古老阳光的方法
石油显然不止只是一种燃料，进入20世纪以来，阳光储存的消耗更大。
石油可用以生产人造纤维（尼龙、人造丝、聚酯）、建栖身之所的树脂，以及（几乎可做任何事，包括为这本书打字的键盘所用的）塑料。因为可直接用石油制造衣服，放羊的牧地和棉花田的需求减少，于是更多的非食物农地便可转为生产食物。
美国内战结束后开始的食物供给大跃进，使得世界人口从石油发现时的10亿出头，也跃进至1930年的20亿。
在那时，农业已广泛机械化，而石油之用于提升农业生产力（从发动牵引机到生产肥料、制造农药）使食物的生产量暴增，世上第一个10亿人口花了20万年才累积成，第二个10亿花了130年，而第三个10亿仅花了30年。
于1960年，世界人口进入30亿。
而此势并不稍歇，我们更精于从石油中萃取阳光，蒸馏它，以及制造消耗它的引擎，食物生产量再度激增，而人口亦然。
只花了从 1960年至 1974年的 14年，人口成长至40亿。
再经13年，于1987年人口达50亿，而于1999年，仅再经12年，人口迈入60亿。
在1987年的50亿人口已使人类成为地球上总质量最大的生物物种，而于1990年左右，我们是数量最多的哺乳类，甚至超过鼠类。现在，地球上任何物种在数量上都得对人类俯首称臣。就代表地球所有可用的食物与能量总合的“净初级生产量”而言，40％以上为人类所消费，此外，我们还使用了50％以上的淡水资源。换言之，地球上其他每一种植物、动物都得为了人类剥夺之后所剩无几的资源你争我夺。
如迈克尔·托拜厄斯（Michael Tobias）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所详言，每三个星期就有一个洛杉矶市的人口加入世界，在人类历史中不到千分之一的时间里，我们却经历了人口总成长中超过90％的部分。
以此成长率，2030年将有100亿人口，2070年有200亿，2150年则达800亿。然而，无人相信此成长率会无止境地持续，因为根本没有足量的食物。到底是饥荒、瘟疫、天灾，或是“科学良方”（如突然的全球性普遍节育）阻止人口的攀升，尚在争论之中，但现今的成长率将无法继续乃为不争的事实。
我们已造成了一个资源过度开发而且拥挤的世界。之所以如此，乃是借由消费古老阳光，将之转换为现代食物，再以这些食物供养更多的人。
没有古老阳光的使用，地球所能维持的人数约在2．5亿至10亿之间，也就是在石油与煤发现之前地球曾供养的人数。若失去了石油与煤，50亿人口会饿死。
那么，我们的户头还能撑多久？还剩多少矿物燃料？
因此，我们以站在生死存亡的不确定山颠之姿，进人21世纪。我们大抵仰赖储存在海洋化石植物（我们称为石油的矿物燃料）的古老阳光，然而石油正在消耗殆尽。
自1859年世界第一个油井开凿以来，共开采了7420亿桶石油。目前世界石油存量估计约1万亿桶，根据石油业最乐观的估计，在现今石油消耗率不变的情况下，石油剩下将近45年的寿命。
对那些希望再活个几十年或那些对我们子孙未来有高度期望的人来说，这是个残酷的数字。然而这的确是石油工业自己所言，会发生在我们下一代眼中的事。
石油公司的经营者却认为这不是问题。
1996年一位阿什兰化学公司经营者，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乐观地”指出，石油的替代能源并不具成本效益性，而若石油消耗率不再增加，则石油存量应可维持近45年。他认为这是很好的消息，在结语中说到，自1859年开凿第一座油井以来，专家们已多次预测石油到了尽头，但都错了，他说：“也许再过数十年才会真的狼来了。”
有些石油工业专家则对这所谓的好消息不那么乐观。在日内瓦的瑞士国际石油工业顾问公司“石油顾问”（Petroconsultants）指出，北美石油生产量在1974年达到巅峰（“生产”一词其实是奥威尔式的官式语言，石油并不是我们生产的，正如银矿不是矿工生产的，我们只是把石油从地底挖出来罢了，石油乃是3亿年前植物里的阳光所产生的），而世界生产量在2002年达到巅峰，过半的石油已消耗。以石油为原料的产品将开始出现造成世界不稳定的价格暴涨。
“石油顾问”公司的研究指出，即使因为价格提高（以及因此可能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而降低全球的石油消耗，日趋减少的石油供给量将使2050年的石油产量降至与1960年代差不多。1960年代的人口只有30亿，但人口专家预估2050年的人口将超过100亿。
试想：有100亿人嗷嗷待哺，却只有够30亿人用的燃料，将有70亿人（比今日总人口还多）活在饥饿边缘。
再者，另有些专家认为石油工业所估计的45年是过度膨胀了，情况可能更糟。
科学家哈伯特（M．King Hubbert）在1956年首次指出这点。他提出了著名的“哈伯特顶峰（Hubbert Peak）”，亦即石油供给达到顶点而开始下滑的时间。他于1956年预测美国在1970年出现“哈伯特顶峰”（这预测差了4年，石油危机出现于1974年），并在1975年预测世界性的“哈伯特顶峰”将发生于1999年或2000年。哈伯特逝于1989年，而坎贝尔（J．Colin Campbell）续其薪火，他是《石油黄金世纪：1950～2050：资源的耗尽》一书的作者，该书始为挪威政府于1989年委托进行世界石油供应与消费的研究。在该书与其他几处，坎贝尔与一些科学家指出，产油国家经常虚报其石油存量估计以求较高的OPEC生产配额，然后用此估计石油供应量为抵押，向世界银行贷款。他们估计，我们已经站在全球石油总供应量中点站上，而地底下的石油可能远少于7 000亿桶。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太可能很快找到容易取得的新石油矿区。世界大部分地区在定位出目前的4.1万座油田过程中，都已用卫星、地震资料和电脑数字化“透视”了。到现在已开挖了64．l万个探测井，而且几乎所有可能的地区都被计入石油工业所言的1万亿桶石油存量。
最后，这45年的“乐观”数字乃假设现行的消耗率，但根据“石油顾问”公司等提供的数据，石油消耗率其实以每年2．8％之速增加。若考虑此因素，石油供应年限应降至30年出头。
同时再过12年世界人口又将增加 10亿，而且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正迈向工业化，增加工厂、汽车，兴建高速公路、燃油发电厂，以大于过去这一世纪欧美的速度成长。因此能源的耗用率快速增加远大于现况，石油存量使用年限显然不及那些乐观者所言。根据英国电力公司（Power Gen）所做的完整的科学性研究，并在 1997年9月由美联社所报道，2020年全球能源需求量预估将为现在的2倍，大体上乃由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工业化带来的快速成长。
很显然，不断增长的人口及随之而来对递减中的古老阳光所增加之消耗，与我们维持这些人口的能力，不成比例。而即使突然新发现巨大的石油蕴藏（愈来愈多来自石油工业的声音暗示这种可能性），或如冷核聚变、氢电池等替代能源立刻普及，结果可能反而加速地球的毁灭，造成数以十亿计的人口灭亡。这其中道理将很快显明。（另一方面，本书中亦将说明，的确存在着解决方法，只是这些方法关乎文化，而与科技较不相干。）
我们如何陷入这个局面？历史告诉我们可做些什么？书中将深入讨论这些议题并提出解答，但先让我们退一步，思考一个课题：如果我们正走入困境，为什么不是显而易见？
注释：
①生活在海底的细菌和其他生物体则是例外，他们是依靠海底火山的热量而活。然而即使如此，这些生物也是凭借着某个太阳的能量，因为地心火山的热量也是来自一个星星／太阳的核心爆炸而形成地球时储存的。
2．为什么看来天下太平，其实却岌岌可危？
“文明是一种阴谋……现代生活是一群人装阔的无言契约。”
——约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
有两种情况，即使整个文明已走向困境，表面仍天下太平。
靠“初始资本”而活
1980年代早期，我在一家新成立的电脑软件公司担任行销顾问。四位年轻人集结了约17万美元，包括他们自己或父母所存的钱，期望从研发并上市优于当时通行的Word Star文字处理程序以致富。
用这笔投资，他们租了一栋小型办公大楼的第二层，有五间私人办公室，一间会议室和一块秘书工作区，请了设计公司设计了商标、有衔信纸和入口处的大招牌。又租了四辆绅宝（Saab）为公务车，买了橡木桌子与皮椅，请了花匠与水族店分别设置并照料盆栽和一个海水水族箱。每个人每年薪水三万美元，而且雇我去了几天，待遇优厚。
他们是聪明的程序设计师、电脑软件专家。我毫不怀疑他们能写出便利使用者且可热卖的文字处理程序。一进入该公司，我便嗅到成功、繁荣的气味，在前座的女秘书，看起来年轻干练，四个创始人西装革履，地毯留着整齐划一的吸尘痕迹，大型的复印机、碎纸机、邮戳机和办公室电脑，一流，高级，一片蓬勃景象。
在会议室的橡木桌和舒适的皮椅上，他们踌躇满志地诉说着，他们以及那些投资者将如何成为百万富翁。他们计划一面筹资，一面致力于开发和行销新产品，他们已设定了一年的期限让产品上市。
我后来拒绝加入他们，因为我曾在其他的“准企业家”身上，看过类似的情节，我很肯定这情节的结局为何。
半年后，我再度应邀去访，那时公司已有20个员工，正热热闹闹地工作着。产品即将完成，也已经为要来的商展印好了宣传手册。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给当地社区，支付租金给房东，增加座车至6部，银行里有了25万美元的资本。虽然他们尚未生产或卖出任何东西，但将迅速出击，一切看好。
再过半年，我从他们的一位投资者口中得知他们公司关门了，那四位合伙人的薪水涨了四倍，而产品还没来得及上市，公司已经用尽了现金。公司看起来光鲜亮丽而且稳固直到最后一天，所有员工仅给予24小时的离职通知。投资人赔尽了资本，因为他们在能财务独立之前就先吸光了资产。
“庞氏骗局①”
庞氏骗局是天下太平直到最后断粮之日，就在最后一日突然瓦解的另一种方式。以下这个美国企业家的故事颇引人入胜。
1917年，庞氏（Charles A．Ponzi）是个佛罗里达的串街油漆匠，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欧洲，其财政系统正在蹒跚学步，庞氏感到可以利用这种战后财务混乱的机会，牺牲数千人的生计来成就自己为百万富翁。
1919年，他迁居到波士顿并开了一家“证券交易公司”，他宣称，该公司将购买法、德两国的国际回邮优待券（此时两国的货币严重贬值），再到美国以美元卖出，以此赚取美元与崩盘的法、德货币之价差。
这样的计划，其实是行不通的，但庞氏和其初期投资者竟然都发财了。
庞氏以一个半月内即提供 50％的回收，招揽超过4 000个波士顿市民的投资。这些刚开始的几千人均得到如宣传所言之优厚的利息：庞氏用新投资者的钱来支付旧投资者的利息。这些获利的投资者口耳相传地把这个快速发财的机会传了开来。庞氏曾盛极一时地雇用数十个员工日以继夜算着层叠如山的钞票，不到半年就累积了 1500万美元以上。
在庞氏企业的全盛期，一家报纸甚至称他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意大利人。他以不惯有的谦逊语气回答说：“不对，还有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及发明收音机的马可尼。”
但是后来波士顿报纸对他不利的报道，最后造成新投资者却步，没有新钱来支付旧投资者的利息，他把店门一关，带着成千上万个对他没有怀疑心的投资人之毕生积蓄潜逃。
1996年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阴谋，几乎使政府垮台。四分之一以上的阿尔巴尼亚人把毕生积蓄投入由地方性犯罪组织所进行的数个大型庞氏骗局。阿尔巴尼亚总统贝里沙说，当时认为这种事是自由市场的正常情形，政府不应介入资本主义的运作，因此未及时阻止它。虽然人民进行示威暴动，但终究无效，这些积蓄再也回不来了。
矿物燃料：初始资本或庞氏骗局？
这世界正依赖其储存于矿物燃料（石油、煤、天然气）的能量存款而生活与成长，这是像庞氏骗局或那家充满希望的软件公司的经营方式？我认为较像后者，不过二者的影子均存在。
地球矿物燃料的蕴含量是有限的，虽然对确实的数目有多种说法，无人否认限值的存在，而且我们相当清楚这限值的范围。我们利用这些燃料来维持人口的成长，从发现石油与煤之前的5亿左右到现在的60亿。这些燃料使全球得以进行看来似乎重要的狂行，而这些狂行正造成世界环境与人类家庭永久性的改变。
燃料什么时候用尽？
那些在近来兴盛时期大捞一笔者可能认为他们存活的机会颇大，除非爆发全球性传染病或核战争。他们也许是对的，甚至可以带着一小部分人存活下去，就如在经济盛景逐渐消失的社会所必然发生的状况一样。最后剩下来给较不幸的大多数人的食物和能源，就如同庞氏骗局和那家软件公司的投资人所回收的一样：一点点甚或零。
那些软件公司的人离开了公司，只要再找一份工作维生即可，但我们世界若用光了石油，可不能就关上门再找替代能源就好。
第一，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燃料缺乏时，战争必然爆发（以后会再谈此点）。
第二，替代能源尚未发展完全。
然而也有好消息：非矿物能源的确存在，其使用也在增加中；只是不幸的，普利策奖得主吉尔斯潘（Ross Gelbspan）（在其 1997年（（The Heat Is On》一书中）指出，美国石油和煤炭工业正积极而有效地阻碍那些科技发展。吉尔斯潘清楚地告诉我们，需强化替代方案的研发,如此，当石油枯竭时我们的孩子才有法可用。
我们能借成长把问题抛开吗？
同时一些专家和经济学家敦促我们“借成长把问题抛开”。1954年英国财政大臣巴特勒（R．A．Butler）首先提出这方案，他建议政府不应再设定某种成长目标，如建造多少房子或新铁道，而只要注意维持3％的成长率。他估计在此成长率下，到1980年每个英国人会比当时富有两倍。
根据爱尔兰经济学家杜思韦特（Richard Douthwaithe）在1989年的研究，事情的发展确如巴特勒所料，然而却也发生了其他指标也成长两倍的问题。在收入分布金字塔顶端的人和最穷的人，其财富都增为两倍了，意即本来一年赚1000万英镑者，现在赚2000万；本来一年赚1000英镑者，现在2000镑。虽然后者的生活标准稍微有改善，但仍在赤贫中煎熬。杜思韦特说，在此过程中，发生了“社会及环境灾祸”，犯罪率增加八倍，失业也增加了，慢性病和精神疾病蹿升，离婚率激增。这些效应都先被杜思韦特预测，然后被历史证实。
美国的生活状况也同样地江河日下，平均每天有10万个儿童带枪到学校，40个儿童多因意外而在枪下丧命或受伤。（最近看到一个汽车保险杆上的贴纸说：“武装的社会是有礼貌的社会”，不知他是否认为今日的学校比上一代有礼？）而且，稳定家庭的美梦已被单亲儿童的事实所取代，美国一半以上的儿童是单亲儿童。
环顾世界，我们发现，快速成长正绷紧每个国家，而遭受最大痛苦的，通常是没有分享到社会上流所把持的权势与财富者（无论社会上流是指企业、政府或军方）。
科技，如果有任何作用的话，便是加速这个过程。例如，20世纪初，所有战争90％的死伤都是军人，而在世纪末，由于遥控高科技武器（可以更有效地杀人并使士兵免于直接战斗）以及许多高效能武器的发展，军民死伤比例正好相反：所有战争90％的死者为老百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000万以上的人死于战乱．而在可确认的82场战争中，79场为老百姓死伤最重的内战。
而且，大多数的战争都因争取资源的控制权而起，如林地、农地、石油、煤与矿产。
在1997年9月25日于香港举行的各国中央银行会议上，世界银行总裁沃尔芬森（James D. Wolfensohn）指出，30亿以上的人，即地球一半以上的人，或者说1800年世界人口的三倍整，在每日不到2美元维生的状况下挣扎。他说：“我们活在定时炸弹之中，除非现在有所因应，否则这炸弹可能就爆炸在我们孩子面前。”约在同时，在华盛顿的人口研究院发表了一篇报告，说明82个国家（超过世界国家的半数）已经陷入危险，粮食生产不足，也无力输入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人民。
古老疾病再现
我们这个人口密集的世界并非仅面临战争、贫穷与饥饿的威胁，许多科学家对由高人口密度与快速流动率所引起的流行病之潜能，感到忧心忡忡。1997年8月21日，美联社报道，香港一位三岁男孩在一周前死于一种从未在人类身上见过的流行性感冒。这种流行性感冒（与曾在1918年导致全球2000万人死亡的流行性感冒一样）显然从某种鸟类跃过物种间的藩篱，是致命的，而且这种被美国和荷兰实验室鉴定为H4N1—A型的流行性感冒，尚无疫苗可用。美联社在隔一天又报道，一位密歇根居民感染了一种常见的葡萄球菌之新菌种，它能抵抗所有的抗生素，包括最新最强的抗生素。在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医药流行病学家贾维斯博士针对此事指出，杀人细菌的生物定时炸弹已经开始计时。三天后，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在新泽西发生的第二个病例；此后，该病已蔓延全美。
《圣经》中曾提到“痨病”，这是肺结核以前最常用的名称。
痨病？一些人也许会斥之为大惊小怪，毕竟最近在美国报纸头条或电视均不见肺结核之名。但是，请看以下有关肺结核骇人听闻的实际情形：
美国最近的一份官方报告指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肺结核名列今日全球传染性疾病中成人的头号杀手。由于忧心肺结核流行的程度，WHO于1993年4月宣告肺结核是‘全球紧急事件’，这种宣告在WHO史无前例。”
这份报告再深入说：“每一个时钟滴答声，就有一个人新感染肺结核，一秒一个新病例，世界人口整整三分之一已感染了肺结核（有5％到10％的患者会变成重度病患，极具传染性）。每年因肺结核而死的成人比艾滋病、疟疾和热带疾病的总和还多。”
肺结核的问题之一是易于传播，如美国健康与人民服务部指出：“肺结核不像艾滋病，而比较像一般感冒，经由空气和不经意的接触传播。当患者咳嗽、打喷嚏、说话、吐痰时，肺结核杆菌就从肺部排出至外界，可以停留数小时等待别人再度吸入。”
若不加以治疗，开放性患者一年会感染10至15人。
科学救不了我们吗？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其实要为这个问题负大部分责任。就在肺结核于全球，特别是高人口密度的发展中国家快速传播开来的同时，由于药物的滥用而出现一种可说无药可治的新型肺结核。
名为“多重抗药菌种”的这些肺结核菌几乎总是使人痛苦而死。如美国健康与人民服务部指出，“有些多重抗药菌种是无药可治的，他们迅速传播全世界的能力令人忧心，虽然缺乏数据，研究人员估计，超过5000万人已感染了至少抗拒一种常用肺结核药的肺结核菌”。
你是否认为这是第三世界的问题？在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的二篇论文指出，肺结核正传遍美国，在纽约市和洛杉矶尤其危险。谈论胸腔外科的医学杂志《Chest》指出，美国约自1984年前开始了“肺结核下降趋势之惊人反转”，过去十年间，HIV和肺结核在许多大都市的罹患率已上升到“流行”的程度，在曼哈顿的Bellevue医院，多重抗药菌种肺结核在1991年的病例和之前20年任一年比较，增加了7倍。
当然，这只是一种疾病，其他尚包括脑炎、1918年致命流行感冒的重现、毁灭美国东岸河道和海口的 Pfisteria piscicida，以及其他数十种病。
甚至有传染性蛋白质的问题（所谓的prions），一位科学家因此发现而于1997年获诺贝尔奖。除了他们所发现的1980年代英国的疯牛病（Mad Cow Disease），其实还有许多其他在饲养动物和全球人口中迅速蔓延的传染性蛋白质。
即使面对这许多由我们爆炸性成长造成的灾祸与潜在危险之证据时，那些建议考虑放慢成长脚步者仍被叱喝为勒德分子②（ Luddites），或环境激进分子或对基础经济学之无知……或甚至反成长，就好像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成长。
不过，那些叱喝，主要来自于那些站在财富金字塔顶端、快使地球窒息的人。
我们可能没有看见或听见事实
另一个认为天下太平的原因是，整体而言，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之事所知甚少。美国发明的《世界年鉴与事实的书》竟未把饥荒列入，倒是涵盖了极广的美国广告厂商、美国大学校长、美国影星、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运动员。
世上最强盛的国家，有着最大的传播媒体，怎么会如此无知？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美国电视新闻很少深入报道国际事件，但对所谓“热门”故事趋之若骛，例如辛普森（O．J．Simpson）的审判，因其吸引观众才能提高广告收益。商业电视，包括电视新闻，毕竟要在商言商，这些人的薪水都来自广告，而没有观众就没有广告，正如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曾说，“美国之事就是商业”。
不幸地，今日大型跨国企业通常站在全球环境破坏的最前线，而有四家列名美国一百强的企业拥有播放晚间新闻的电视网，这是美国人为何如此无知之不可忽视的部分原因。
对这些企业而言，报道新闻只不过是一件商业行为，多数新闻消费者忘记了，报纸和电视是从确保销售率或吸引广告客户的角度去报道新闻，因为这样才能提升广告收入，即利润。报道真实之为公众着想的角度常因商业考量而坐冷板凳，谈商业才能赚钱。
商业考量也许能为他们赚钱，但对我们而言，却非一种获知事实的可靠方式。
在新闻之处的节目中，媒体所展示给我们的，也只是个理想化的而非真实的生活。例如，在情景喜剧和其他节目中很少看到无家可归的游民，但其实美国一些地区的情况，慢慢开始与遍地穷人的孟买有些相像。
注释：
①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指骗人向虚设的企业投资，以后来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者以诱使更多人上当。
②勒德分子，1811年至 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运动的人。
3．奴役与自由
“奴隶制度是踏近文明的第一步，为了发展，必须有人获得大利益，有人蒙受大损失，这样得利者便可牺牲他人而发展。”
——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1812——1870）
前几章我们谈到人类乃由阳光所构成，便利用阳光的增加（透过矿物燃料），使几世纪以来人口惊人的增加成为事实。
奴隶制度是现代文明的另一项工具，有些历史学家主张，若无奴隶制度，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罗马、土耳其、欧洲和美国人根本不可能享受他们曾有的富裕。1997年9月20日的《科学新闻》提及一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论及复杂文化中的大型工程与其他面貌，仅在有严格阶级和大量奴隶的农业社会出现。
奴隶制度是把某人体内的阳光取出为剥削者所用的另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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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度发源于西方文明的摇篮，即五六千年前在现今伊拉克附近的“肥沃新月”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王朝。除了《圣经》曾多处提及奴隶制度外，历史亦记载着奴隶制度乃为埃及、波斯、巴比伦和亚述等文化的中心。
在这些社会里，大多数的工程都由奴隶完成。当社会发展、贸易网络成长，奴隶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以至于在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全盛期，甚至一般的罗马平民家庭都至少有一个奴隶；而公元400年前希腊人口调查中，整整三分之一的雅典人民是奴隶。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家庭管理以及奴仆在帮助家庭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时写道：
我们先谈谈主仆的关系……因为财产是家庭的一部分，而获得财产的技术是家庭管理的一部分（若没有这些必需品，不但好生活，就连生活都不可能），正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家庭管理者必须有工具，工具中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财产是生活的工具，奴仆是一项活的财产。
从工具观点来合理化蓄奴行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奴隶对年轻文化的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他们不是工具，而是“能源”——动能、贮存的能量、可消耗的能量。
从早期文明到现在，奴仆为他们主人所做的，远大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提供“好生活”。从在美国南方采棉花的非洲奴仆，到罗马与葡萄牙人在公元1000年引进地中海岛屿种植甘蔗的俄国奴仆，再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家仆，以及之前的所有奴隶，都不只是工具而已。他们乃是动力的来源。从罗马帝国的奴隶，到以中古欧洲农奴和维多利亚英国赤贫工人阶级出现的奴隶，低成本的背力、脚力和臂力，是我们所谓文明和工业成长所不可或缺的燃料。哥伦布无意中发现如今称为多米尼加共和国之地时，所找到的最珍贵商品之—，便是当地的土著，在20年间他借运回欧洲数千奴隶而致富。
有趣的是，美国奴隶制度之终结恰与石油普及同时。
美国的奴隶将当时的阳光（食物）转换为工作，因而推动国家的引擎。当煤和石油普及时，机器便可取代奴隶，因为机器是古老阳光的有效使用者，而古老阳光的蕴藏比当时的阳光还丰沛得多。
罗马的奴隶主要来源是战争，他们强迫被征服的敌人为奴。这更加强他们远征的诱因：不仅可取得天然资源如木材和矿产，更能掳获奴隶。同样，公元1500至1880年间，欧洲人将1200万以上的非洲奴隶运往美洲，其中多数到巴西以及佛罗里达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岛屿。
多数人把美国平原印第安人想成是马背上的武士，其实一直到西班牙人于 1968年引进马之前，他们步行了一万年。后来，在原来步行并以狗帮助狩猎的部落中，他们称为“圣狗”的马成为主要货运与交通工具，因而缔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人口膨胀。而此盛景却由于从东而来的欧洲人在“上帝所命”（Manifest Destiny）之下，决定将土地占为己用，而在血腥中终止。
无论如何，新能源、更方便或更具效率的利用阳光的方式之引进，如奴隶、马，或燃煤、燃油的机器，总是造成文明的巨大转变。
能源的消失亦具有相同的改变力，因为从苏美尔人开始的历史清楚地显示，这造成每个文明的式微与灭亡。
存续与繁荣依赖你掌握了多少的阳光能量。
4.一瞥海地与其他“热点”的可能未来
“未来与今日有同样的组成。”
——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1909——1943）
“哥伦布不只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同时也为我们立下了榜样。”
——乔治·布什，1989年的演说
如果你从位于哥伦布登陆的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的海地上空飞过，整个海地国家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拿焊接用的小喷灯烧掉所有绿色的东西。甚至环绕首都太子港的海洋，都充塞着棕色的人类污水及被冲蚀的表土，有数英里之远，从上空俯瞰，就像岩浆流泻入海。
在许多方面，这个小岛的历史是正发生在整个世界之事的缩影。
当哥伦布于1492年登上这个小岛时，几乎整个岛都覆盖着繁茂的森林。根据哥伦布船员中受过教育者，如库内奥（Miguel Cuneo）所遗留下来的报告，住在那儿的泰诺（Taino）印第安人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显然过着悠闲的生活。
然而当哥伦布和他的船员第二次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他们俘虏了将近200名来欢迎他们的当地村民。库内奥写道：“当我们的船……要离开回西班牙时，我们在1495年2月17日捉了……1600名印第安人上船……我们还让附近的人（那些管理港口的西班牙人）知道他们可以任意抓留下的印第安人用，不限数量，而他们也照做了。”
库内奥还记载了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十几岁漂亮的加勒比女奴，是哥伦布送他的礼物。但当他企图与她发生性关系时，她用所有的力气来抵抗。因此，他自己说，他“毫不怜悯地鞭打她，然后强暴她”。
哥伦布曾经提到泰诺印第安人是食人族，然而到目前为上都没有证据证明此事；显然这是哥伦布杜撰出来以掩饰其屠杀及奴役他们的罪行。而在美国有些学校还在教导这个故事。他们在1493年写给西班牙国王：“以神圣三一神之名，如果可能的话，请把所有可以卖掉的奴隶卖掉……这里有太多的奴隶和巴西苏木，虽然他们是活的生物，但他们就像金子一样的好。”
哥伦布和其手下也把泰诺人当作性奴隶：他经常把当地的妇女当作礼物送给手下强暴。当他开始把泰诺人输出至其他国家为奴，性奴隶的交易变成其贸易的重要部分。如同哥伦布在1500年写信给一位朋友说：“100 castellanoes（一种西班牙币）买一个女人，就像买农庄一样的容易。这种情形很普遍，到处都有商人在寻找女孩子来卖；现在最需要的是9至1O岁的女孩”。
然而，泰诺人在西班牙人以及后来法国人所建立的农地上并非是听话的工人，他们气愤土地和孩子被强取豪夺，尝试要反抗入侵者。鉴于泰诺人公然阻碍西班牙人的进展，哥伦布施以杀鸡儆猴的严酷纪律，只要有一点点的冒犯，就割下鼻子或耳朵，以展示给村民知道西班牙人能多残忍。哥伦布放狗咬他们，把他们从肛门到嘴串在柱子上，然后射杀。最后泰诺人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如科尔多瓦（Pedro de Cordoba）写给斐迪南国王的信：“在痛苦煎熬及劳累下，他们选择自杀，有时一百人一起集体自杀，而妇女也不敢怀孕，一旦怀孕，不是堕胎，就是生产后亲手杀死婴儿，以免后代活在如此残暴的奴役压迫下。”
最后哥伦布和受命管理此地的弟弟，干脆消灭了泰诺族。多数学者认为在哥伦布到此之前，海地/伊斯帕尼奥拉岛约有300万人，而到1496年哥伦布弟弟进行人口调查时只剩110万人，到1516年则为12 000人，而根据当时在场的拉斯卡萨斯（Las Casas）计算，在1542年只剩不到200个土著。到1555年无一人存活。（今日已不存在一个泰诺人，他们的文化、人民和基因完全从地球上消失。）
后来当从非洲引进的奴隶人口在海地成长，人们开始伐树以增加农地和以树生火煮食，今日海地有树生长的土地不到1％，降雨彻底冲蚀了裸露的土壤，混着生活污水，一路污浊整整四英里，于首都太子港入海。数百万人民挤在都市里，为跨国企业提供超廉价的劳动力，也为这些企业的欧美管理者和零星游客提供低廉的成年和未成年妓女。
哥伦布所留给海地的是，生活不仅贫穷，更是绝望。一般乡下人要花16小时寻找食物和柴火，而都市人则花同样的时间寻找铜板或可吃的垃圾，从霍乱到艾滋病的各种疾病，在这过度拥挤的人群中肆虐。
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不是惟一。同处一岛的多米尼加也每下愈况，许多其他中南美洲国家亦然。
菲律宾：儿童翻食垃圾
1985年我在菲律宾，《马尼拉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同时为行动派的神父凯礼恩，带我到马尼拉的一个大垃圾场，腐烂垃圾堆积如山，四处弥漫恶臭与蚊虫。
顶着正午的烈日，神父说：“仔细看那些垃圾堆。”从刺眼阳光中我瞥见异状。“垃圾会动。”我说。
“不，是垃圾上的小孩在动，”他说，“数千个小孩，他们家都住在附近，这些小孩整天都在垃圾堆中翻寻他们家人可吃的食物。”在数年前发现一大群儿童住在垃圾堆以后，神父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计划，要把这些“垃圾堆小孩”送进中小学，由于他的努力，数百人高中毕业而且数十人大学毕业。几年后我们第二次见面，他说：“这只是汪洋中的一个小水滴，仍有极多的工作要做”
尼泊尔：走四小时的路就为寻找一天的木材
类似故事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上演。过去数十年来，尼泊尔已经损失30％的森林以换取木材和农业。在部落民族居住在那儿的几千年来，精巧的山坡梯地稳定地提供食物给全国国民；而今日在未受森林阻滞的降雨强力冲蚀下，多数梯地已损毁不堪。尼泊尔的妇女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负责准备全家所需的木材和食物。由于森林快速消失，人口危机委员会的研究显示，在每天长达10小时的工作之外，尼泊尔妇女最近还要多花1到4小时的步行往返越来越远的森林。不久这些资源亦将枯竭，而尼泊尔可能步海地后尘。
非洲西部：木材耗尽，冲蚀加剧，沙漠形成
非洲西部国家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旧称上沃尔特）也是个明显的例子。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8％来自外援，却持续人口膨胀，平均一位妇女有7．2个小孩。自给自足了数万年之后，该国现今只能生产全国食物需求的40％，燃烧木材的速率是木材再生速度的5倍，而妇女一半清醒的时间都花在寻找水源上。在冲蚀加速和土壤耗竭后，农夫成了坐拥数十亿年收入的国际肥料公司的好顾客；而这最多也只是短期解决方案，因此在过去短短40年中大部分土地成为沙漠。
1984年的饥荒饿死了100万以上的非洲人，布基纳法索是受创最深的国家之一。1992年坎普博士引述一位农夫的话：“在我父亲的年代所有谷仓装满了谷粒，不含岩石的泥土比身体还深；现在除了降雨最丰的年头外，我们得购买食物，而且土壤还不及我的手掌深……小时候，森林处处，蓊郁而无法看透，渐渐地，住宅附近的森林不断被铲除，一个接一个，现在完全空旷。”
美国也差不了多少，1950年来已流失 1／3的表土。然而多数人却毫无警觉，为什么？
变迁是快速的，并非缓慢的
1976年我和妻子买下北密歇根80英亩的农田，以为需要自己耕种的时间就要到了。1973年发生阿拉伯石油禁运，Teamster工联因汽油价格飞涨而罢工和尼克松政府为避免经济灾难而实施了经济管制。当时我们住在底特律，约有一个星期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而排了4小时的队就为买5加仑的配额汽油。显而易见的，我们的系统是多么脆弱，如果经济真的崩溃，大都市将成为死亡陷阱。
后来阿拉伯再把石油的“水龙头”打开，情况转好，1978年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成立了“新英格兰塞勒姆儿童村”，于是卖掉了农场；但我一直忘不掉底特律面纱下的一瞥，就在卡车不再动、加油桶已干的几天内，一个都市可以有多可怕。
一位爱海产的朋友告诉我龙虾慢煮的方法。“把龙虾放在一锅冷水里，然后慢慢加温，当越来越暖时，他们只会睡觉，接着就被烹熟了，这样可以减少把活龙虾丢进滚烫热水里必然会有的撞击挣扎。”
和龙虾差不了多少，我们人类对我们“水”的变化可以视而个见，只要变化慢慢进行。把一个美国人丢进海地或布基纳法索的“热锅’哩，会让他惊醒：整个地球处在同一个锅里，如果有几块部位比其他部分要热，我们这个锅已在全球性地热起来了。
5．树木之死
“文明和工业化过程中，所有保护的努力，和摧毁森林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
——马克思（1818——1883）
我们已经造成地球上土壤、水、空气和生物永难回复的损害。从欧洲人开始殖民美国到现在，全球已损失75％的表土，而森林的砍伐亦严重破坏水循环。本章我们将探讨这个主题。
经由燃烧树木、煤和石油，我们每年将60亿吨以上的碳倾倒进大气中，相较于195O年的10.6亿吨，暴增许多。联合国和科学家相信，这些碳产生温室效应而导致全球气候极度不稳定。
世界各国的粮食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而在1990年代持续下降），为农产品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却同时带来地球史上最大的饥荒。
科学知识在带来实质利益的同时，怎么会反过来威胁我们的生存？答案是这些实质利益只出现在某些个别场合，而且这些利益是以抵押未来达成的，牺牲一部分人而让另一部分人图利。
树木
在我上小学时，老师教导海洋和森林是地球上氧气的主要来源，这并不完全正确。海洋只供给不到8％的大气中氧气，而且其贡献正迅速下降中：现在数百万英亩的海洋由于有毒废弃物的注入或水温的改变，已如风烛残年，几成死水，因此反而成为氧气消耗者。
例如1999年1月的美国科学前进协会会议中，学者报告，自1992年以来墨西哥湾7 000平方英里的“死水”已扩增2倍，使极广的区域，除了某些偏好低氧环境的细菌外，鱼、虾，几乎所有的生物不再出现。据普渡大学教授朵林指出，祸首是每年农地施肥中650万吨的氮，氮流入大大小小数以千计汇入密西西比河的河道，然后注入墨西哥湾。
因为紧邻美国海岸，所以墨西哥湾的死水区被研究得颇为透彻，而类似的海洋死水区正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威胁渔业和扰乱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并巨幅减少海洋对大气中氧气应有的贡献。
在这情况下，树木乃是大气中氧的最主要来源，它们是地球之肺。一棵长成的松树或阔叶树，其叶面积，依树种而定，可从0.25英亩到3英亩以上，而雨林的树木则可达40英亩。阳光透过如此广大的表面积来转化二氧化碳为氧气和植物体；亦即树木透过广大面积的叶吸入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然后释放氧气。没有树木，大气的含毒量非常可能会越来越高；而由于雨林树木比一般树木的叶面积大很多，在你阅读这一段文字时，你所呼吸的氧气，多数是由它们提供的。
上述虽是常识，却是树木所有功能中最不重要的，其余重要的角色反而较不为人知。
根部，抽水机
一棵雨林树木，在其一生中会经根部汲取300万加仑的水，以水汽形式释放进大气中。这样看来似乎会耗尽土壤中的水，其实正好相反：树木把水引入土壤中，这是复杂的循环中防止土地沙漠化的第一步。
没有树林把数百万吨的水打入大气，就无足够的湿气凝结成云以降下成雨，结果，被铲平的林地下风区不再降雨，称为“沙漠化”的过程就此开始。非洲的北部和东部许多地方都已沙漠化，当不再有雨，农作物无法生长，表土风蚀剩下沙漠，饥荒便肆虐。
（在裸露土地上的大部分降雨，不是被吸收而成为地下水，就是顺着沟渠、河流入海，在陆地上只有树能有效循环大量的水回到大气。可以试着如此比较，想像一个40英亩大的湖泊，似乎会有许多水蒸发进入大气，但是那40英亩正好只是一棵大树的叶面积罢了。）
现在，大多因为上风地区森林的破坏，每小时超过1500英亩的土地沙漠化。目前仅剩的雨林约只如美国大陆面积，而且每年一个佛罗里达州大小的森林被削平而完全消失。
栽种树苗无法帮助降雨
木材工业打出了伐木者在砍光树木后种下树苗的广告，实在是误导人民。他们也许真的以小树换大树，但他们仍然造成水循环中长达数十年的空白。
从森林中夺走数千吨的生物质量，再还以仅重数盎司的树苗，对需要水气才能降雨的下风地区而言，杯水车薪，毫无帮助。
甚至等到这些树苗长成后，该地区的生态多样性和天然动植物相，都随着各式各样的植物种类被伐木者换成单一种类而破坏殆尽。当然，该为森林的破坏负责的，不只是木材公司而已。
以树换牛肉：砍伐雨林来提供美国人99美分的汉堡
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所资助的国际农业研究顾问团在1996年的报告，每分钟所摧毁的72英亩雨林地区，大多数是被贫穷百姓挪去建立农田或牧场，生产牛肉输出美国。
每年3 800万英亩的损失速率，将使我们孩子在其生命中，看见全球雨林的末日。
世界银行的发言人说，这报告显示贫穷和人口过多是造成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树木遭受毁灭的主要因素。他轻易地忽略了农产企业的极大关系。
我儿子的一位朋友向我抱怨，一个巨型速食汉堡连锁店应为美洲的雨林破坏负责。我不明白其意，我一直以为雨林是被急于输出稀有木材给日本和北欧以制造家具和精品的木材公司所破坏，如果说速食店也该负责，必是因为买木材以造纸来包装汉堡，或者所用的塑胶袋会影响雨林。
然而，原来我犯了一个普遍的误解，一个美国速食店会乐于不要揭开的误解。
虽然花上几世纪才长成的雨林常被砍伐贩卖，它们也经常只是被烧掉且不再种植，特别是在不方便将木材送到市场的地区，木材经常只是可让农夫用来买种牛的免费赠品。
人们破坏中南美雨林的最大原因是企业的贪婪：美国人的食肉喜好激起跨国企业的经济动机，这是美洲雨林毁灭背后的主要原因。贫穷的农夫加入这项“砍烧农业”的行列，消灭古老森林，去种植一种作物——牛的牧草。
美国每年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输入2亿磅牛肉，但是那些国家一般人所吃的肉比美国一般家庭饲养的猫还少。
想想：拉丁美洲拥有全世界58％的雨林（非洲有19％，大洋洲和东南亚有23％），却为了汉堡而砍伐森林，特别令人心酸。
斩树除根影响地下水和水循环
砍伐森林的另一个问题是可饮用地下水的损失。可饮用的地下水来自于从天而降并渗入地底的雨水。
水在地底深处常含高浓度的溶解矿物质，尤其是盐分。树木能深入土壤把这些水抽上来然后排进大气中，并利用矿物强化木质。土壤中水分的移除会吸引雨水继续向下渗流，如此循环不已，而使士壤保持健康。
树木消失后，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开始向上渗透，当到达地表以下数码的高度，对剩下的树而言，其免疫力会受破坏而易感染寄生虫，结果就如目前横扫全球树木的甲虫和霉菌感染。
人们常以为甲虫、毛虫、蛾和霉菌是使森林致死的外来媒介，不是加以喷洒大量的农药，就是只好耸耸肩说没办法。然而，在健康的森林中，如此的害虫横行并不常见，正如健康的人在正常状况下的感染机会不大。在欧美，为何甚至多物种、年岁不一的森林，也会因此状况而濒临死亡的原因之一，乃是因为人们抽取太多水、倾倒酸雨于其上，再加上破坏附近的森林，而使这些森林已然孱弱。。
欧洲森林面积已降至27%，亚洲为19％，北美洲则为 25％。
（以牧地取代森林的全球风潮是如此盛行，以致英国的一些社区利用烧过的牛骨制造的骨炭而非传统的木炭来净水。针对约克郡素食者的抗议，约克郡水公司说明因为他们已负担不起木炭的成本，于是自印度输入这些牛骨。到1997年，加上运自印度的运费仍比木炭便宜的牛骨炭已在10个水处理厂使用，该公司并计划要再加上6个。）
当盐分高的水继续向上，达地表下一二英尺时，植物开始死亡，当到达地表时，士壤将无任何生长力，此时沙漠化便堂皇进驻。
为应付这不断扩大的土壤盐化危机，从加州到欧洲到澳洲的农民开始装设深水马达抽取盐水，然而这虽能解决短期问题，长期而言，却将使问题恶化；因其并不像树会把这些水循环回大气中，而是倒入水道中一路污染入海，结果是更远之处的沙漠化和河川湖泊的毒化。
地下水的矿物和盐污染对饥渴者而言亦是危机，世界许多地方的饮水因含盐过多而危险。多数欧美大都市中，其饮水水质，最好的状况也难入口。达1300PPM（译注：1PPM相当于百万分之一）的盐分就会令人作呕和晕眩，许多都市饮水已超过1000PPM。
树的损失不仅代表现存表土因盐化和沙漠化而消失，也代表未来士壤的消失。多数植物的根部仅系住表土，以其为吸收养分和水的媒介，而树木有深部的根破碎下层岩石，且将其缓慢带上地表，有浅部的根打散表层岩石；树吸收矿物并建构植物体，当落叶翩翩时，还成为土壤之主要成分。
经过以上的过程便形成新表土，一座森林平均需花四百年才能生成具生长力的一英尺表土。没有森林就不会有表土生成（岩石经风蚀和冲蚀会形成沙，但那不算土壤）。由此可见焚烧树林以空出数英尺表土，然后让农业活动在短短数年间耗尽，是多么杀鸡取卵式的短视。
既然没有土就没有农作物，那么，我们应该对制造泥士的树与现存土壤之消失感到忧心吧。其实不然，当政府和农产企业顾左右而言他时，全世界的表士正以每分钟300吨以上之速度消失。
由于温室效应造成的暧化，阿拉斯加树皮甲虫的生命周期从两年缩短为一年，因而倍增的甲虫数目使数百万英亩的阿拉斯加森林陷于劫难。
世界的森林正是水深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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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其他东西像树木一样将我们环境的丰富、复杂与相互依靠性，说明得如此清楚，然而它们持续遭受砍伐焚烧。这使我们在这段古时阳光的末期里，情况更加恶化：释氧的叶表减少了、水循环减少了、沙漠化增加了，而且焚烧排放更多的碳进入大气。
从这种种事实看来，人类（至少那些主导者）完全不了解他们在生态系中的角色。
然而这种支配的状况也正以另一种方式削弱我们：灭绝泰诺族（和其他干扰支配者的族群）的斩草除根心态，正以前所未见的速率消灭生物物种，造成另一种无法迅速回复的改变：多样性的减少。
6. 绝种：多样性巩固生存
“破坏土壤的国家将毁灭自己。”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
现代人约在20万年前出现（有些人估计为7万到40万年前，但根据化石记录，普遍认为是20万年前）。直到基督出生，也就是过了19．8万年，世界人口成长至2．5亿人。
即使是这第一个2．5亿人，对全世界生物物种也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在北美我们无法再看到许多两万年前为生态系统之一部分的动物，消失的动物有巨大多毛的猛犸、剑齿虎、巨熊、三趾树獭、笨重的雕齿兽、野马及骆驼的祖先等等。
大约1万年到1．2万年前，这些动物和其他57种主要大型哺乳类从美洲消失。以地球时间比例而言，这绝种发生在一瞬间。
为什么？
普遍用来解释美洲大型哺乳动物突然绝种的理论，是这些动物在1．2万年前，因冰河时代结束所带来的气候改变而死亡，然而利基（Richard Leaky）最近的研究证明这理论有些明显的漏洞。
例如，同样的大量灭绝也发生在太平洋的岛屿（包括夏威夷）、澳洲及新西兰。在1000年以内被灭种的有上百种的大型地面动物，包括不能飞的鸟、貘、类似犀牛的动物、一种比印尼巨蜥还大的巨型蜥蜴、体形像大象的哺乳动物，及巨大的地面树獭。
但是，虽然冰河时代末期的影响扩及全球，发生在澳洲、新西兰和其他太平洋群岛的灭绝与美洲发生的时间并不相同，为什么呢？
亚利桑那大学的古生物学家马丁指出，虽然这些不同地方的天气变化与地面大型动物的大灭绝并没有同时发生，另一件事却与大灭绝发生的时间吻合——在灭绝现场突然出现了地球最致命和胡作非为的猎食者：人类。
古生物学家与考古学家将那些在11 500年前越过白令陆桥（Bering Land bridge），从亚洲来到美洲的人命名为克洛维斯人（Clovis People）。根据马丁的说法，这些人在350年内便横越美洲触及墨西哥湾，并且他们的数目增加至50万人。在10 500年前他们一路到达了南美的最南端。
他们沿途留下纪念品：剑簇和矛头遗留散布在许多绝种的物种化石中（他们的矛头最早在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发现）。
如同利基在其《第六次灭绝》中生动地指出，澳洲（约为2万年前）、北美（约1万年前）和马达加斯加岛及新西兰（约1000年前）的动物灭种，均与人类的抵达时间完全吻合而与天气变化时间不同。
过去提出“更新世纪过分屠杀”理论的人曾被质问，“如果那些动物都为人类所杀，那么美洲野牛和水牛、四种袋鼠、熊和其他物种如何能存活？”对比，利基提出一个连达尔文都会满意的高明答案。他认为那些被猎捕至灭种的动物少有天敌，因此对这些小而无毛发的新动物并不害怕。它们完全不知道人类会如此致命，并在繁殖出会对人类有所警戒的后代前便被消灭。那些在人类猛攻下仍能存活的动物，本能上对环境中任何事物都有戒心——包括人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如此早期和相当少的世界人口，也会对地球有大量影响，导致物种的大灭绝。现在，加上矿物燃料的力量，我们的人口和影响已经增强到危及全球所有的生态系统。
多样性巩固生存，然而我们正失去多样性
我们现在正面临从生态到经济系统多样性的消失。
在1996年中期，西部许多州忽然停电，上百万人无电可用，医院必须使用紧急电力，上百个城市的人们被困在电梯里，而在温度超过100华氏度的地区，人们因无冷气而挥汗如雨。原来，这西部输电线路网的瘫痪，是因在俄勒冈州有一些树缺乏修剪所致。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夏日，一些高压电线因热膨胀开始下垂，因而碰到树枝产生短路，烧断部分西北输电线路网。
因为这部分电力网是用以供应加州/内华达州的多余电力，失去多余部分造成系统过多的负担而崩溃。每次当他们试图启动系统，系统又会坏掉，一直到工程师发现烧焦的树并将俄勒冈系统恢复，才解决问题。
这个骨牌效应，显示了一个复杂系统的小部分变化如何造成其他地方的巨大变化。电机工程师很早就知道这件事实：就是电晶体如何将留声机唱针上的微弱电流，放大至喇叭震耳欲聋的声音。然而，大部分人不了解这骨牌效应使人类及生态系统变得何等脆弱。
小规模、地方性并分布广的系统，较能避免失败
当人们用木头取暖，以日光和蜡烛照明，且在当地种植和捕猎食物，则在国家一地区产生的问题对另一地区影响不大。
同样的，当人们种植和摄食多种食物，他们就不会受一种物种毁灭的影响。但当爱尔兰人让马铃薯成为主要物产时，1846年该作物的歉收导致大饥荒。
美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已大量接受服务和产品的集中化。虽然在北美已知有超过1.5万种可吃的植物，但大多数美国人每年所吃的少于30种，而一辈子吃不到50种。一片片的农地都种植相同的（通常是杂交的）作物，犹如一个巨大的培养皿，等待着下一个传染源。
我们大部分的食物生产只由很少数的巨型公司①提供；这些公司的手中掌握了我们的生存。的确，他们因为非常了解这个事实，所以故意培育不结实的种子，使农夫必须不断买新的种子。（如果你很难相信这事，想想看：在过去10年中已有数位农夫被种子公司控告偷窃，就因为他们保留下一些他们自己作物的种子，以在下一年重种。）
根据利基的研究，正常的，或“背景的”物种消失速率是每4年1种。过去3亿年都维持稳定的背景消失速率——平均地球每一世纪消失25个物种，或每1000年消失 250种——直到本世纪为止。
现在，在目前人类破坏全球生态系统的速率下，地球已失去将近 l／4当人类首次出现时尚存在的植物和动物。而这大部分发生在过去100年中。
因为超过50亿人口之存在，生物物种以每年1.7万到10万种之速度消失（视你采用谁的数据）：过去50亿年来，只有5次的全球性动植物的灭亡可与今日相提并论（最后一次是恐龙的死亡）。
利基说，这绝对可称为大屠杀，这已严重破坏整个大自然的平衡。他也坦率指出，如果情况没有彻底及快速改善，那站在物种金字塔顶端的动物，毁灭各种维持、喂养他的种类，不久也将面临自己的大灭绝。
社会多样性也正在消失
我们消灭其他物种的捕猎方式之所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文化中对致富的着迷，而不管对生态系和其他人造成什么影响。如果可以夺取其他物种的资源，那为什么不也拿走其他人的资源呢？如果剥削其他物种是好事，那何不也剥削其他人呢？想想这些联合国发展计划中的统计数字：
◆世界上最富和最贫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在这个世纪的前2／3慢慢增加，但在 1960年产生了爆炸性的变化：从那时一直到1989年，贫富差距增加 2倍。
◆至1989年，世界最富有的20％的人口，控制了超过82％的世界财富，然而世界上最贫穷的20％的人，只得到1．4％的世界财富，这是60：1的不平衡。我们在1929年股市崩盘前曾接近这样的财富不均（大约40：1），但除了那时，以前从未在民主经济里看到这种不匀衡，虽然在那些从民主变为独裁或无政府状态的经济体系里很普遍，如许多非洲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工业革命前的法国等。
◆北半球的国家（北美、欧洲、北亚）只有25％的世界人口，但却消耗世界总能源的70％以上，吃全球60％以上的食物，并且消耗85％以上的木材。
◆当我们以如此惊人的速度累积财富和消耗资源的同时，全世界每小时有数以千计的人饿死。
权力和财富之集中于极少数有钱人和国际公司手中，使一些商人及政客致富，但那也造成资源之集中与扫除：我们直接与地球上的每一种其他生命形式竞争。只要在那里有更多的可以剥削，成长就有可能。现在，我们接近地球生产食物和处理垃圾能力的底线，“永续成长”的矛盾修辞必须重新检视。［在世界银行经济学者和马里兰大学教授戴利（Herman Daly）的书《超越成长》（Beyond Growth）中，将此精彩地呈现出来。]
即使我们未死于自然之手，看来我们也会自己杀死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杀虫剂在美国的使用量已增加超过3 000％，然而越多的杀虫剂并不代表越少的作物因虫害受损；相反的，与1945年相较，现今因虫害受损的作物还多了20％。但由于昆虫对杀虫剂的抵抗力及机械化农业技术的增加，杀虫剂工业已在经济上使许多农夫对他们的产品上瘾。无害的昆虫正在消失中，但有害的昆虫并未根除。
虽然昆虫——可以在人类的一个世代中历经数百至百万个世代的演变——逐渐对杀虫剂免疫，但我们却办不到。这使我们自己极易受到用来杀其他物种的毒药之伤害。
例如：1997的年9月纽约时报由记者库什曼报道的头条新闻“儿童癌症病例增加：怀疑有新的毒素。”这个故事记载美国儿童癌症的罹患如何自1970年代暴增——197O年代我们所使用的农业化学物质远少于今日的一半——至现在每600个儿童有一个在10岁前会罹患癌症。儿童癌症变成儿童死亡第二大原因（仅次于意外），也是目前最常见的儿童致命疾病占儿童死亡的整整10％。例如，自1973年起，急性淋巴球白血病在儿童中的比例增加 27％，而脑癌在同一时期也增加了40％以上。
今天美国99％的母乳内可测得DDT。
在1950年0．5％的美国大学男生是不育的。1978年发现这个数据暴增至25％，而过去32年来美国男性精子数平均降低30％。有些研究者将之归咎于氯化碳氢化合物的杀虫剂（常用来使昆虫不孕），也有人怀疑有些使用于食物包装的塑料与女性荷尔蒙激素类似，可能因此消减男人的性征，且增加女人得乳癌和子宫癌的几率。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1960年以前，几乎从未听说农场动物定期喂食抗生素事，然而抗生素之使用从1960年起快速增加，今天美国所制造的抗生素中，超过55％用在动物身上，或添加在饲料中，使家畜成为抗药性微生物庞大的滋生地。
美国制药业及制肉业不认为这是个问题（那些接受他们每年上百万捐献的政客也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且持续支持规律地施用药物于乳类和肉类动物上，但是这个观点几乎没有任何科学上的“常识”可支持，欧共体（共同市场）已经禁止进口使用抗生素的美国肉制品。
为什么？一份关心欧洲人的研究显示，在1960年美国人的葡萄球菌感染只有13％有抗药性；但到了1988年，美国抗青霉素的葡萄球菌数目高过90％。例如提线木偶（Muppet）的创造着亨森（Jim Henson）就是死于这种抗药性感染，虽然他很富有并且可以接受世界上最高级和最贵的医疗系统的诊治。
而且不只是陆地上。佐治亚大学的海洋研究专家波特指出，地球海水里充斤着人类的病毒和细菌，不但杀死珊瑚礁而且在人类当中传播疾病。他估计20％到30％的珊瑚礁濒临危险。由他监测佛罗里达海岸的结果发现，从1996年开始珊瑚礁感染率增加了446％。南佛罗里达的研究者罗丝指出，20％到40％的佛罗里达海岸游客受到病毒感染，而这些病毒引起心脏病、耳朵感染、喉咙和眼睛痛、脑膜炎、肠胃病、肝炎和糖尿病，据她说大约有1％会变成慢性感染。同样的，纽约水产的贝壳样本中发现40％以上受人类病菌感染，而从夏威夷怀基基滩采的水样发现，1／3以上的样本检测出人类病毒。
同时，佛蒙特州的冰淇淋制造商Ben＆Jerry's正在控告政府。他们想在冰淇淋的包装上贴上标志，以显示他们所使用的牛奶是来自未使用合成生长激素或非必要抗生素的乳牛。但是政府认为这个信息与消费者无关——在制药商资金充裕的游说下——并通过法令禁上乳制品包装上提到荷尔蒙之是否使用。
至少，目前在佛蒙特州还有足够的降雨及尚属合理的气候，去牧养牛群，这样便于Ben＆Jerry's生产高级牛奶。气候学家所看出的全球性预警征兆显示，过去几千年的“好天气”可能就要改变了。这又是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注释：
①巨型这两个字并不夸张：食物生产是远超过多数人所理解的大事业，被紧紧的控制着并且很少有竞争。举例来说，两家公司——Cargill及Continental在1994年控制所有美国谷物出口的50％。那一年，美国谷物，包括36％的麦子，64％的玉米、大麦、高粱及燕麦，40％的黄豆，输出至世界各地。
7．气候变迁
“有关人类事件的一项特性，是极不可能的会变为可能的。”
——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8一 ）
1997年7月的午后，一场剧烈的风暴袭击我所住的佛蒙特州中部，烧毁了我家两部电脑和所有的断路器，我家并非惟一受害者，许多人家的电器大多甚或全部报销。
我们请来修复车道的拉里，在风暴后一星期在山上，对我诉说他太太在风暴中，因碰触纱门受到电击而被弹到房间另一头的险状，“气候反常，”他说，“佛蒙特州的天气向来以善变难以预料著称，但近几年以来的天气让以前望尘莫及。”
保险业必然同意他所说的。
1980至1989年间，是保险业史上因“天力”而要求理赔最多的10年，共500多亿美元，然而仅仅1990年代的前5年，就看见1620多亿的理赔申请，迫使保险业发出前所未有的号召，要求工业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美联社在1996年7月11日的报道指出，北半球于1976年到1996年间，农作物的生长季增长了一个星期，该报道引述斯克利普斯（Scripps）海洋学研究院研究员基林发表在《自然》期刊的研究，认为这可能是全球温暧化的结果。
全球温暖化是大家都知道却少有人了解的一件事。地球大气由气体和水汽构成，主要的气体是氮气（占78％）和氧气（21％），其次为氩气。但氩气加上所有其他气体只约占总大气的l％，由此可见恶名昭著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仅为微量。
光和热能轻易地穿过氧和氮气，二氧化碳则不同，它就像一张裹着地球的毛毯，把热能捕集于大气中。这样的气体通常称为“温室气体”，因为它们就如温室的玻璃一样，捕捉太阳的热能以保持室内植物温暖。（合碳原子的甲烷也是一种温室气体。）
以金星为例，它与太阳的距离，约只比地球近了27％其表面温度却超过700华氏度。在这种距离下，金星的表面温度应远低于此，但因其大气富含二氧化碳，使得金星的表面温度，比如果其大气99％由氮和氧组成的情况热了数百度。
二氧化碳在大气中主要角色之一便是控制地表的温度。如果二氧化碳太少，地表将成冰原，若过多，则地表将过暖。（由于矿物燃料燃烧而加速碳释放至大气中，自1890年以来，地表正持续加温中。）
地球初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比今日多很多，3亿年前的石炭纪，在全球各处的炎热及大量二氧化碳的环境下，植物蓬勃茂盛。
热能和二氧化碳合力造成植物的生生不息，因而大量的碳从大气中进入植物界，于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毛毯”逐渐稀薄而地表跟着降温。
从大气中移除碳的两种主要方法乃借树木及珊瑚礁的生长，这两种方法就如同巨大的碳的存库，使碳远离大气。珊瑚是永久性的，而树林也能固定碳数世纪之久，而且当树木成为化石，转化为石油或煤时，可以把以前大气中的碳固定上百万年之久。
历经数亿年，树木把数十亿吨的碳从大气中抽出来存在地下。结果，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减少及其他因素产生了迥异于从前的宜人的气候。现在的森林是目前最大的大气碳储存系统，科学家指出，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会随季节更迭而有消长，夏季植物生长会使大气二氧化碳减少些，而当秋冬叶落分解或燃烧时会释放碳回空气中。据科学家基林研究，这消长幅度在近来30年间增加了40％，可能由于北半球生长季延长一星期之故。
而且被固定的碳之释放率正以惊人之速增加，科学家估计，在1980年代的十年间，大气中整整15％的新的二氧化碳来自单一事件：为了增加家畜牧地而焚毁美洲热带雨林。
科学界对砍伐森林的影响曾有争论，这是因为树木减少之速度并不太符合大气二氧化碳增加之速度。由于大气二氧化碳的增加并未如从雨林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来预测的快，一些全球温暖化理论的怀疑者认为，砍伐森林造成温室气体的增加是谬误的，他们说焚烧树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有1／4消失了，因此质疑二氧化碳释放率的计算或固定二氧化碳的机制。
然而杜克大学科学家安德鲁斯（Jeffrey Andrews）在1996年美国生态协会会议中提出其研究来解释此现象，而且指明树木在稳定大气碳中扮演着比任何人先前所想的更为决定性的地位。
安德鲁斯分析了树木周围及较远处的土地，发现靠近树木的水中含有较高的二氧化碳。树木似乎从大气中汲取大量的二氧化碳灌入土壤中，接着二氧化碳从土壤渗漏至地下水，如此一来便阻止了二氧化碳很快再回到大气。有时候，地下水带着捕集到的二氧化碳不断向下渗流而陷在地底数万年之久。（当经历数世纪才排放出来的这种水，便是“天然碳化水”）
安德鲁斯对着北卡罗来纳的森林保育区的树木喷洒二氧化碳，使其比正常情况增加 50％的接触，然后他分析那些树木底下3英尺的土壤，发现二氧化碳浓度提高了25％。
安德鲁斯说，活着的树，捕捉到由其他树和矿物燃料的燃烧而多出来的二氧化碳，把20％散失的二氧化碳网罗至土壤中；而且陷入地下水的二氧化碳可维持稳定数千年之久。
表面上这似乎是件好事，意即大气受森林砍伐的影响不至太快，但长期来说并不利。
只要有某比例（目前未知）的树木存活，他们会把多余的二氧化碳固定于地下水中。但如果森林减少至某种程度，剩下的树木无法吸收多余的二氧化碳时，结果会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突然上升的严重骨牌效应。换言之，二氧化碳刚开始会随着林地的砍伐而稳定增加，然后，待最后几亩地被铲平，也许就在短短几年内，大气二氧化碳会遽然跃升，导致全球气候巨变。
联合国召集了曾研究此议题的学者，共2 500位在大气、生态、地质及其他地球科学领域的主要科学家，最后结论为：我们的确面临全球温暖化导致的具毁灭性的危机。
我们看着湛蓝的天空，很容易认为它是无穷无尽，不可能受到破坏。而正如马机本（Bill McKibbe)在《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一书中所明言，从海平面到对流层顶端，这段几乎维持所有地球生命的大气层，仅有6英里。这6英里狭窄范围内的空气，是我们仅有的，其间挤满了所有陆地生物。
这薄薄的空气层在100年前平均含有315PPM的二氧化碳。
森林专家观察佛蒙特山区120岁树木的年轮，发现头30年的成长颇为规律，而从1920年代中西部、田纳西和俄亥俄河谷，以及底特律之燃油和煤的工厂出现后，年轮开始改变。
随着相当于树的食物的二氧化碳的增加，树木开始加速成长，但也相对加快了树木呼出水汽的速度，于是对雨量的需求更甚；然而，降雨量并未随着二氧化碳起舞。
再者，降雨的酸化改变了土壤中矿物的平衡，溶出碱性物质如钙，并释放出剧毒的铝，结果有毒金属摧毁了根部结构，钙和其他碱性矿物的缺乏也使树木逐渐孱弱。
从工厂和电厂排出的物质更是雪上加霜，像之前从未在树木中出现的钒、锌、汞、铅和其他有毒重金属，开始在美国工业化后出现在年轮里，这些物质从世纪初缓慢增加，一直到1950年代，这些物质的累积率暴增。
结果树木开始死亡。根据利特尔（Charles E．Little）在其名著《树之死》（The Dying of the Trees）中所报道的佛蒙特大学福格尔曼博士的研究，佛蒙特地区树木死亡速度加快甚剧，就在1965年到1979年的14年间，已失去超过40％的红针杉、73％的山枫、49％的条纹枫，以及35％人们想到佛蒙特就浮现脑海的糖枫。
石油、空气和煤的消耗使每年有60亿吨以上身为捕热能手的二氧化碳，进入那层薄薄的大气中。过去20年来，大气中二氧化碳从315PPM增加至360PPM以上，预测再过20年将超过500PPM而造成地球强烈增温。
增温多少？联合国国际气候变迁联盟（IPCC）的科学家指出，至少三四摄氏度，可能高达7摄氏度。
很多人接着问“会多糟呢？”他们也许认为“3度不算什么，再说，如果密歇根州或缅因州变暖了，对成长季和休憩活动等很多方面岂非好事？”
不幸的是，并非如此筒单。
暖化显然已造成全球气候的剧烈震荡，因为热是种能量，温度增加就代表大气中能量增加，而增加能量就会增加全球气候的不稳定与狂暴程度。
所推测的三四度增温与上次冰河时代和现在的差异，其相似令人悚然。（1万年前地球增温7摄氏度，冰河时代因而结束，海平面升高500英尺。）
◆ ◆ ◆ ◆ ◆ ◆
虽然石油工业否认这些说法，但却骗不过昆虫和动物，他们正在迁移，因为气候改变了。
1983年我移居亚特兰大时，家里很少看到蚊子，而且那些蚊子体型大、笨拙、飞得慢，只在傍晚出现；但至1990年，状况有变，我们被体型小而敏捷的蚊子所骚扰，他们大白天就出来觅食，而且几乎一年到头阴魂不散，有一种美国蚊子身上看不见的强韧。
我注意到的，原来是北迁的埃及斑蚊，一种常见于热带、最早借由一艘满载轮胎的船从亚洲登陆佛罗里达的蚊子。一位昆虫学家告诉我，这种蚊子白天觅食，繁殖快、飞得快、比本土蚊子聪明，而且会带来黄热病、登革热、日本脑炎和疟疾。
次年春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南卡罗来纳州最近第一个疟疾病例。当北美逐渐暖化，我们可预见此种病亦将北侵；这已经在其他国家发生。
根据1995年在荷兰和英国所做的研究，联合国国际气候变迁联盟所预测之全球温暖化，将使热带地区传染疟疾的蚊子数目倍增。温带地区的危险更大，美国、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的风险将增加100倍。5 000万至8 000万疟疾病例的增加，将对这些地区威胁甚巨，因为他们已有数代之久未曾接触此病而无丝毫抵抗力。
登革热是埃及斑蚊造成的另一种病，这种病常被称为断骨热，因为会有严重头痛和骨头、关节极大的痛苦。这病已经北侵至波多黎各，最近造成15 000人感染的大流行。登革热不再只是世界上最痛苦的非致命疾病之一，它已经产生一种致命型突变种，“称为登革出血热（DHF）。刚开始身上起红疹、发烧，伴随着登革热特有的疼痛，接着破坏体内微血管系统，脑、肺和肠大量出血，最终血会从鼻子和直肠喷出，最后病人便死于内出血。从1981到1985年，平均每年有10万个DHF病例，但从1986 到1990年，每年平均病例为45万个以上，增加超过4倍。
另外一种最近特别在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等地爆发，亦由蚊子造成的病，叫做东方马脑炎。这种病以前很少在人身上出现，约有60％被蚊子叮咬而感染此病的人死亡，最近的爆发逼得东岸几个州从空中喷洒杀虫剂。
西岸沿海自1950年以来水温增加了2华氏度，使较冷而富含养分的洋流转向远离海岸，造成虾和一些小型海洋生物所赖以维生的浮游动物减少40％；而虾是鱼的食物，鱼是鸟的食物，结果仅仅在1987年到1994年间就有4 000万海鸥倒毙于沿岸，总数减少90％以上。
蒙大拿州的冰河国家公园中，3O 000年高龄的冰河快速融化，科学家预测冰河将在30年内消失。北密歇根的候鸟红翅黑鸟、加拿大鹅、宽翅鹰及蜂鸟比1965年时提早3周抵达。
1997年8月30日的科学新闻引述一位美国学者的研究，他分析了65种鸟类，超过74 258笔记录，发现其中64种鸟类比1965年时提早9天下蛋。这显然是全球温化的效应，学者担心这将破坏鸟类的生命周期，虽然需要过些时候才能明白全面的影响。
即使美国石油和煤炭工业不断模糊化这些科学事实，人们已开始觉醒。
伊甸园与洪水
当然，全球气候变迁之威胁人类并非第一次，我们可以在《圣经》里找到两个故事。
根据《创世纪》第二章十至二十节，伊甸园位于四条河汇流处：比逊、幼发拉底、基训和希底结河。许多考古学家相信比逊河为今日的瓦底巴丁干河床。希底结河今名底格里斯河，而幼发拉底河仍名幼发拉底河。基训河是今日的卡伦河，在其受诅咒之前，从伊朗发源形成今天的波斯湾三角洲。
如果你溯源而上，会发现这四条河在深入今日波斯湾数英里处交汇；这块今日深埋海底之地，大约在1万年前，冰河时代结束之前，是生意盎然的森林。当时，许多海水被禁锢在冰河里，所以海平面低于今日500英尺之多。而就我们所知，当时的人们多以打猎或采集维生，过着与霍屯督人、肖肖尼人等以后将提到的人相同的悠闲生活方式。
后来气候改变而海面上升，迫使人们迁移，他们在新地从打猎、采集改为畜牧和务农，正好是亚当夏娃头两个儿子的工作。对此，《创世纪》记载人类被逐出伊甸园而且被诅咒要满面汗水、终生劳苦。
然而有些人无法仅仅迁居即可。在《圣经》之前几千年所写的《吉尔伽美什①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里，有一位义人的故事，他遵行梦中要建一艘方舟的预警，在开始下雨时，集合了家人和各种动物两只，浮于水上，直到安全抵达山顶。塔吉（Collin Tudge）在《史前之时》一书中指出这个故事与《创世纪》中的挪亚完全相同。
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中，亚伯拉罕带着家人，从乌尔出发，到达后来称为以色列之地。塔吉指出乌尔靠近多年前吉尔伽美什在乌鲁克统治之处。无论如何，两者均指出在冰河时代末期的历史事件。全球气温整整升高7摄氏度，许多冰融化而使海面升高500英尺，而且大气中可能饱含水蒸汽而持续雨季数年之久。（塔吉引述之专家有证据显示，如此剧烈的变化仅在短短20年内完成。
◆ ◆ ◆ ◆ ◆ ◆
1999年1月1日保护巴西雨林的努力遭受严重的打击。巴西的雨林面积约为美国国土的一半，蕴含全球非冰河化淡水的 2 ／3。那天，巴西政府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强大压力而大幅减少保护雨林的预算。
在巴西雨林里住着数以百计的部落，而原来预算2．5亿美元的雨林保护计划的首要任务是调查一块2 500万英亩，理论上应该永久完封不动只给这些部落使用的地。现在把预算删减至600 万美元，这项保护计划几乎名存实亡，无法有保护树木与人的具体行动。而且这雨林正被一群伐木者、农夫、牧人、采矿者和立志拯救“野蛮”部落的传道者所蹂躏，以一天超过20万英亩的速率砍伐和焚烧树林。
这座含有全球20％淡水的树林，是地球上仅次于海洋的最重要大气水分的来源，因此对全球气候形态有极大的影响力。它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碳的沉积处，把碳固定在树木里。许多昔为雨林之广大地区，今日成为光秃秃的矿坑和牧场，碳取代了水蒸汽释放入空中，造成全球温暖化，改变了欧洲中东和北非等地的气候。
世界上70％的淡水蓄积于南极大陆。面积540万平方英里，比中国大陆和印度加起来还大的南极大陆，数十万年以来即为冰层覆盖，常超过3英里之高。如果冰融化而进入海洋，全世界的海洋都将大幅升高。
而这事正在发生。
1999年4月，剑桥和科罗拉多大学的学者分析地上资料和卫星照片发现，全球温暖化已经延长了南极大陆每年的融冰季有三周之久，造成大陆上冰架的剧变。例如，这些科学家说，威尔金斯和拉森陆缘冰架，已经“总撤退”。1998年11月到1999年2月的短短四个月中，总面积170万英亩的拉森陆缘冰架被切除了42万英亩，而且仅在1999年3月的一个月内，总面积300万英亩的威尔金斯冰架损失了25万英亩以上。
美联社引述其中一位学者沃恩的话说，只消几年，威尔金斯冰架将大抵消失了。
原因何在？本来自人类出现以来南极大陆的平均温度相当稳定，却自1950年至今升高了4．5华氏度，使夏季气温超过了关键的32华氏度冰点。
想想我们此时身在何处
◆我们都由阳光构成，且我们赖以生存的每件事物都以阳光为燃料。
◆数十万年中我们以当时地区性的阳光维生。
◆后来我们发现埋藏地底的古老阳光，并且开始消耗之，以取得热能和取代天然织物的原料。
◆捕捉古老阳光不但提升生产力，也喂大了不知足的胃口，更糟的是使人口成长越来越快。
◆也造成气候变迁而使其他生物族群数目剧变。
◆现在古老阳光的末日就快到了，也许就发生在你我的一生中。即使发展了替代能源，如果文化不一起改变，可能只会使问题恶化（借人口的增加）。只要我们不断利用古老阳光，或任何其他能源去征服自然，将大自然移为人类居处，我们的人口、资源的滥用以及与其他生物对空间、水和养分的竞争，都会威胁我们自己和这世界的存续。
◆若无立即的替代能源，而且无法生产和运送食物给过多的人，会发生什么事？
注释：
①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
8. 砍伐森林，争夺石油以及帝国之兴与衰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很老很老的故事之延续。
“帝国是个巨大的自我中心。”
——爱默生（1803—1882）
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帝国之一是苏美尔王朝。我一位住在亚特兰大的朋友汤姆能滔滔谈论此古文明的兴衰。他的收藏中有一块6 000至8 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帝国，即今日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地区的石刻。
汤姆一边轻柔地递给我这块苏美尔王朝的收藏，一边说：“大多数人甚至不记得苏美尔人，但他们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开山祖师，这生活方式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
世界上所写下的最古老的故事是《吉尔伽美什史诗》，其上记载最早苏美尔文明的一个国王吉尔伽美什，是第一个反抗森林之神亨巴巴的人，亨巴巴奉苏美尔人最高神祇之命看守黎巴嫩的杉树林。
吉尔伽美什为要建造大城乌鲁克来纪念其功业，于是攻击亨巴巴，削平从约旦河到黎巴嫩沿海的森林。这故事的结局是吉尔伽美什斩死森林之神而触怒万神之神英力，英力为报复亨巴巴之死，使苏美尔王朝境内之水不能喝、土地荒芜，因而灭亡了吉尔伽美什臣民。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许多特殊之处中，它是最早将因森林严重破坏，而使下游地区淤塞以至沙漠化的过程落入文字的故事。在1500年间，黎巴嫩森林从90％的面积（著名的的“黎巴嫩之杉”）减少到70％以下，下游地区的降雨量因而减少了80％。破坏了水循环中极为重要的树木，肥沃新月地带上百万英亩之地变为沙漠或灌木地，几成不毛之地直到如今，不再肥沃。
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食物为大麦，但经过数百年的灌溉耕作，其土地耗竭且含盐分高（由灌溉水携入），已无法耕种。同时，森林的快速消失，使木材成为与珠宝矿石等值之珍品：于是悍然征服邻国以取得木材与可生长大麦的肥沃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广大的林地全被铲平，造成灌溉渠道和农地的淤塞，以及下风地区降雨的减少。
这5 000年前区域气候变迁的结果是饥荒。最后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崩溃于4 000年前，其遗留下的记录显示，直到帝国末日，他们才知道砍伐森林、破坏环境，摧毁了宝贵的食物和燃料来源。数千年来，他们一直“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不错；然而虽然外面看起来不错，他们却未警觉这种方式无法永续：只有当别人的士地无限制地供其征服才有用，一旦邻国没了，崩溃之势将如排山倒海，就如庞氏骗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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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帝国没落后，取而代之的是铜器时代后期的希腊。公元前2 000年到1 500年间，希腊人广泛沿袭类似美索不达米亚系统的农业生活。到公元前1 300年前，食物的增加带来人口不断成长，而必须砍伐森林以满足生存空间、燃料与农地之需；尤有甚者，他们更把数以万亩计的林木送进他们之所以著称的炼钢炉。
希腊文明的没落与其燃料（即木材）的用尽有关，到公元前600年，希腊已多处成为弃土，裸露山坡土壤冲蚀，淤塞河流，而灌溉水盐分的累积与养分的耗竭使农地不堪使用。当恐慌的希腊人发现只有橄榄树可以稳住脆弱的陡坡，赶紧提供津贴鼓励农夫在山坡地种植橄榄，但一切为时已晚。柏拉图在《克利梯阿斯篇》（Critias）中写道：
如今所剩的就像病人的骨架，所有油脂与软土均已流失，所剩的只是土地裸露的躯架。
这些事真的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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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希腊没落后兴起。
其亦有木材之迫切需求：到公元前200年，我们现在称为意大利之地的森林全被砍伐殆尽，为了供给燃料和住处，为了供给澡堂热浴，也为了冶炼金属。大量木材被用来冶炼银矿、精制，再铸成罗马财政系统基石的钱币。因此当意大利森林在一世纪左右耗竭后，炼银成本一再倍增，导致财政危机，产生罗马帝国第一次的大裂痕。
同时由于淤积、盐化、养分耗竭和上风地区森林损失对雨量的影响，使农地生产力遽降：因粮食不足威胁罗马帝国的稳定，于是帝国领导者造了60艘木船的舰队去征服邻近的地中海国家，在其晚期横跨所知的世界去夺取矿产、粮食和木材。最后，流域破坏、森林消失、土壤耗竭以及人口不断成长导致罗马帝国的瓦解。
即使强大的罗马帝国也无法永续，虽然征服了大半已知世界。当然，这仅是一件事例，数以百计的年轻文化的实验曾经迸出，用尽资源，然后消失，从埃及人到乌尔人，从中国各朝代到南美前哥伦比亚消失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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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迈向世界首强之初，木材为主要燃料，它曾是乔治·华盛顿军队的燃料和热源，而且一直到内战期间仍为主要燃料、热源和建材。
前面曾提到内战后在宾州发现以石油形式存在的可用阳光能量，大幅提升人类增加并喂养全球人口的能力。然而这把我们推向一个相似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的情形：既然所有人都仰赖某种特定燃料，如果这燃料越来越少时，会如何？
我们能以替代燃料拯救文明吗？
多年来，许多人曾指出不远的有朝一日，石油将用尽。他们建议了各种替代或可再生能源。因为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减低对石油的依赖，以避免因能源耗尽而崩溃，所以值得加以检视。
经济上的大障碍：低油价不利于投资
在考量这些时，我们须先注意到，各国政府并未特别重视或感受到发展替代燃料的迫切性。
主要的理由是我们急于抽取石油，而使现在的油价降低。一品脱的矿泉水比一品脱的汽油贵4倍，虽然汽油得先从8 000英里远的地底抽出原油、运来、精炼，然后配送到全国各加油站。
大部分的产油国家努力加速汲取石油来应付各国越来越大的胃口，任何想减少供给或攫取邻国石油的国家，只消看着美国对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油田的激烈反应，就会三思而决定保持现状。
石油工业只受企业近利的驱使，牺牲未来的存续亦在所不惜，他们非常愿意卖掉这非再生能源以尽快大赚一笔。
这些种种都使现在油价偏低，因而不利于替代品的研发。
另一个障碍：非石油科技的发展需要石油
替代燃料的发展还有另一个大问题。
以太阳能为例，太阳能电池捕捉现有阳光而让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能量，但我们却陷入一种窘境：用以制造太阳能电池的每件事物都依赖石油，即古时的阳光：
◆太阳能电池是由几种稀土金属构成，而几磅的稀土金属需要从几百吨土中萃取出来，采矿则需要以石油为燃料的大型机器。
◆这些机器的组成物质（钢、玻璃等）又需使用石油驱动的机器以采矿、冶炼，以及在燃油熔炉中制造。
◆稀土金属采出后，需要高温燃油熔炉加以冶炼和纯化。
◆覆盖太阳能电池的玻璃，虽然其组成原料是多又便宜的沙，仍需要高热以制成玻璃。（也许可用塑料代替玻璃，但塑料是以石油为原料的。）
◆全部操作需要人员，而这些人开着汽油燃料的车子，住在石油加热的屋子。
当石油用尽，不再有贮存的古时阳光时，怎么办？
太阳能电池从何而来？
我们无法用今日的太阳能电池制造更多的太阳能电池，今日的太阳能电池连发动一部小车都有困难，遑论捕集足够的新鲜阳光来带动推土机，或加热鼓风炉或玻璃工厂以制造更多的太阳能电池。这是环境学家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风力也有相同的问题，虽然在某些隘口有源源不绝的风力，但需要高科技的涡轮才能有效利用，而高品质的钢和其他材质，在今日只能利用矿物燃料的能源制造出来。当零件耗损而无石油时，我们就只剩荷兰的传统木制风车了。
目前发电是石油的最大用途，因此美国环保署指出，发电要为所有二氧化硫排放的66％，所有氮氧化物排放的29％，所有空气汞污染的21％，以及所有二氧化碳排放的36％负责。
“绿色”能源
因为燃油发电制造污染且不能再生，所以在美国有越来越多鼓励绿色电力的运动。所谓绿色电力是指利用新鲜阳光的可再生资源，如燃木锅炉、水力、太阳能和风力所产生的电力。
然而现今美国有太大量的电力需求，不是新鲜阳光所能供给，尽管现况可能可以改变，但石油产生的电力过于便宜，使得新科技连起头都难。
在现在“迅速赚钱，不然则死”的竟争经济下，生产绿色电力的公司很难生存；在有限资本下，所谓的“绿色”电力公司有时得夸大其词，生产看似绿色（可再生、干净的），但其实不是，被称为“假绿”的电力。
假绿的贩售
1997年5月在波士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些新兴“绿色电厂”用热气球和兔费小杉树招徕顾客，他们承诺其电力来自于“绿色”来源，亦即这些电力来源是可再生且无污染的。这些公司大肆宣传，希望消费者以稍微高的电价换取不破坏环境的确认。
当一位“关心科学家联盟”的发言人起立直言后，大家才发现真实情形却有点距离。原来一家公司所卖的“水力”乃出自于 Hydro—Quebec；这一家大型电力公司，最近在原住民的抗议声中淹没了大片原住民的士地，来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流域。而另一家则贩售“抽取储存”的水力，他们使用大量电动抽水机（由煤、核能和石油所产生的电力驱动）把水抽至上一贮水池，再让水流出而转动涡轮泼电机，而产生这“绿色”电力。这最多只是“脏”能源的储存系统，甚至是纯然的欺骗。在美国其他地方，还有些发电厂声称核能应可贴上“绿色”的标签，因其不制造空气污染。
目前看来这些欺骗似乎是不得已的，因为真正的绿色能源成本颇高。其实若无便宜的石油来制造太阳能电池和涡轮，要生产目前欧美所需的大量绿色能源简直不可能。但是，若能现在就开始使用石油来制造完全取代石油的系统，情况应会变好。
燃料不足，战端必起
今日工业化世界的每一家公司，无论其产品或服务种类，都是在贩卖重新包装过的石油所制造的产品。他们用石油发电，提供室内暖气，发动员工搭乘往返的汽车，一直到公司运作最不起眼的小节，例如石油乃为办公室内合成纤维地毯的原料。
一旦没有石油，我们将退回到1800年代的生产力。当时全球人口是现在的1／6，燃料来源是植物油、鲸油、煤和木头。而且生产力下降，资源会更为稀少。
只要主要燃料来源的取得有任何小小的变动，都会造成全国性的混乱。许多历史学家同意，如果希特勒能在德国找到无限的石油供应，他很可能已成功征服了欧洲。史料显示，日本之所以轰炸珍珠港，主要是因为美国舰队封锁日本西方海域，阻断了从印度洋国家来的石油供给。美国的战略专家知道此举将迫使这太阳帝国屈膝，只是美国显然低估了日本会多么愤怒地报仇。
当石油在未来数十年中逐渐稀少，价格将上扬，正如苏美尔、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木材一样。当燃料成本使所有物价飞涨，小部分控制财富和军队的人也许可以保护其既得利益，但多数人将陷于大劫难。从海地等地之有限燃料供给不敷人口爆炸所需，而遍地饥荒中可见此事。
在能源金字塔顶端的西方国家也许会最后才感受到困境。（前提是我们军队不受此影响而能强迫阿拉伯和南美国家继续卖石油。当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人的木材不足时，他们也兴起战端。当然，如何在燃料不足时发动飞机、坦克，也是问题。）
但即使第一世界能以武力确保取得第三世界的石油供给，越来越少的燃料将造成广泛的、毁灭性的骨牌效应。过去7 000年来的每个“现代”文明最后都因燃料供给不足而削弱而毁灭。我们的文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躲过这个宿命．而即将出现的资源不平衡必然压迫民主的基石，也许会超过爆破点。
为什么似乎总是会这样？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第二部分 年轻和古老的文化：
我们是怎么走来的？
在第一部分我们谈到了处境危险的证据：我们乃由太阳的能量所构成；我们正在花费“初始资本”（指存在地底“存款账户”所剩不多的古老阳光）以取得能源；我们正将维持水循环、固定表土与控制二氧化碳的树木砍伐殆尽；大量的生物绝种，以及气候变化正危及作物与人类。
我们是如何陷入这个局面？
半世纪前，我们前景一片大好，是如何走到今天似乎离大灾难袭击工业化国家之期只有一代之远？而今天，第三世界早已陷入劫难，饥荒遍地而疾病横行。
本书最后将会思索如何脱困。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转变，有理由对未来抱着希望，但我们得先了解这造成冰冻三尺的“非一日之寒”。这是第二部分的主旨，其中涵盖以下重点：
历史观：
◆“年轻文化”和“古老文化”的观念：人类今昔行为模式之重要成分。
◆一称为Wetiko之非常剧烈的文化转变：在人与人（及与自然）和谐共存10 万后，人类开始侵伐、奴役对方（与自然）。
社会心理学：
◆对所谓“故事”的重要性之洞察：我们如何阐释所见所闻？我们所述说的生命的故事会引我们步入歧途，或直达解答的康庄大道？
◆我们曾熟知却已遗忘的古老智慧。
◆达尔文学说对吗？真的适者生存？
◆今昔的社会结构有何不同？
为了了解古时阳光的绝对重要性，我们得先审视从以前到现在，文化在文明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观点的力量：古老的和年轻的文化
“最弱的环节决定一条链子的强度，而生命就是一条链子”
——威廉·詹姆斯（1842—1910）
由于人类的作为（和无作为），我们的星球正走在与灾难碰撞的轨道上。世界人口早就超过了不过分依赖石油而仍能维生之数。因此，为了要喂饱在地球太空船的60亿乘客，我们正消耗着存在3亿年之久的植物化石资源（若依此势，该资源会在我们下一代枯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饿死，更甚于今日。
而政府可说坐以待毙。
我们能做什么？回收、吃素、开省油的汽车，觉得好像做了些好事；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即使是纽约包威利大街的流浪汉一个月所讨到的财物，也比世界多数人一年所见的多。即使在那种“贫穷阶级”的资源消耗率，若不使用即将于一两代内油尽灯枯的石油，也无法支持下去。
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无力稍稍纾解这问题。
但错了，的确存在强有力、有意义的事可以去做。
要避免所有即将面临的破坏也许太晚了（据许多专家看法，至少晚了40年）：数十亿人口的灭亡、战争带来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工业污染。就在你读着本文时，战争之火已点燃，饥荒已蔓延，而人口爆炸已达到一个程度，在第三世界许多大都市，由中上阶层年轻人和下班警察组成的“打猎俱乐部”用强力来复枪在街上猎杀儿童。有些人认为我们正见证美欧帝国的末日，正如1 600年前罗马人眼见其帝国崩溃一般。
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此时，为我们的子子孙孙有一个正面而充满希望的世界播下种子，造就新文明的滥觞，所谓的后石油世代。
他们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我们怎样看待事物，就有怎样的力量
当你走过或开车经过城市街道时，放眼所见的都是思想的实化。每栋建筑物都始于某人心中的构想。有人取得士地，有人设计房子，有人则组织工人搭建。你看到的树则是有人种在院子里、人行道上和街道旁。我们视为自然景观一部分的道路铺面，乃是透过思想穿针引线而构思、设计、制造、装设和维护。
思想创造物理实体，亦创造更大的实际。很久以前，人们把雷电视为神的声音，若有人被闪电击中，表示那人犯了罪或触怒了神。当雷声在近处轰隆作响，人们就赶紧跪下呼喊出祷告；当看见慑人的电光划过天际，他们知道自己看见了神的手正在写下或传达信息。今日，雷电被认知为在空气中离子与相反电荷的地表间电能的释放。被闪电打到不外乎愚蠢（如在高尔夫球场举起球杆）或运气差。面对狂风暴雨，我们之所以躲避，是因对危险的自然现象的惧怕，而非愤怒之神。同样一件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感觉、思想和行为。重点在于，对真实的体验有所不同，而歧异的造成乃由于思想。
几年以前，我应邀至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主办的研讨会演讲。演讲后，我和妻子路易丝信步于老城，穿过多数观光商品店所在的阿拉伯区。当天是星期五，回教的安息日；但我们不是回教徒，所以想应该不会影响观光购物。那是个5月炎热夏日，路易丝穿了条休闲短裤，就在我们漫步逛街时，一个店员冲出来，对着路易丝大喊“西方猪”、“亵渎猪”，“你这妓女，知道今天是圣日吗？你无权展露双腿！”
我提起这个文化冲突，是因为那个店员所认知的真实是一个妇女（回教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多数犹太基督教或西方文化中的妇女不同）正可耻地违反律法。路易丝所感受的真实是在炎炎夏日的旅游中心，穿着西方标准下保守的短裤，却受到攻击。我认知的真实则是那位男士对我们的宗教文化、妇女，甚至是一个人的无礼轻视，选择大喊而不是安静地走过来表达看法。
我们三者都没错。
而现在全人类也面临了许多令人混淆且相互冲突的“真实”。我们的选择将决定人类的未来。试想想人们对与生命相关之事的不同看法：
◆“我们需要电力来维持舒适的生活”，或，
“发电会排放数十亿吨的二氧化碳至大气，造成全球暧化及破坏力极大的天气形态”。
◆“能以低廉的成本开着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人类的自由”，或，
“美国人的开车习惯正在加速地球的毁灭”。
◆“自然万物都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存在”，或，
“人与其他生物对地球有同等的重要性”。
以上这些想法都基于所谓的“故事”——我们文化的神话、我们的典范和信念，这些形成了我们自认为是真实的核心。这里所谓的故事，乃指我们加在原先经验上任何可以改变思考方式之事。
因为许多我们称之为真实之事乃来自于主观判断，因此少有对或错，而是“有用”或“无用”，视你属于何种文化，以及在文化中的地位，更视你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对于未来的愿景而定。
渐渐的，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而有数世纪之久的“故事”；从有用移到无用一类。
例如圣经里有关多子多孙的教训便属于此类。在挪亚和亚伯拉罕的时代，通常有最多年轻人以组成军队的部落才能存活，“生养众多”成了文化延续的公式，虽然往往会造成“当资源和生存空间不够时，灭去邻人并夺取他们的”之状况。
多年来我们为这种征服和支配的生活方式找借口。说它带来了电视、登陆月球、各种现代工具，以及许多疾病的根除等等好处。我记得高中时有位招募新兵者到校演说，他说；“我们文明中多数重要的进步，从火箭到抗生素，都源于战争的需要。”这又为屠杀提供一个借口，战争是好事，带来进步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以前当地球上只有数百万人时，有人追求大家庭、增加人口，以及掠取土地，虽然道德上有待商榷，但在以生存和成长为最高目标的文化下，他可以振振有词。
而如今，这样的故事却危及产生这故事的文化。
古希腊人以结合民主和蓄奴的观念改变了世界，并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其实每次文化转型，无论好坏，都是因为一个观念、想法，以及对现况与未来可能性的新理解。观念带领每次变革、每场战争、每种转化和每项发明。
因此好消息是如果我们重新定义文化规范，改说另一套故事，人类会随之改变以符合新故事。
但首先我们必须对现在与过去的故事有一番了解，方能创造有效的新故事。
2. 年轻的文化，控制的毒品
“并非海洛因或可卡因让人上瘾，是逃避无情现实的需要让人上瘾。比起麻醉毒瘤，美国有更多的电视瘾、棒球瘾、足球瘾、电影瘾和更多的酒瘾。”
—一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1924— ）
“战争的结果，企业称王，随之而来的将是高层腐败的纪元，直到少数人掌握所有财富，国家就毁灭了。”
——林肯
政客与作家经常说现今的时代为信息时代。他们说今日一般人的知识要比旧日任何人多，网络、光碟百科全书、200个频道的电视，正在使地球的总体知识瞬间传达至平民百姓。他们说，太妙了，人们史无前例地博学。
真的吗？
如果我们真的如此博学，当多数美国人被问到有关世界史的简单问题时，为何一脸茫然？有多少学童读完任何一本莎士比亚的戏剧？以波斯尼亚、刚果战争为例，多少人对其发生与影响，有比晚间新闻所提供的15秒钟的内容有稍微深入的认识？又有多少人知道美国政府直到今日仍在窃取内华达、明尼苏达、怀俄明、亚利桑那、新墨西哥、阿拉斯加及其他数州的印第安土地？
网络的确是信息的大本营（我即利用网络作研究，而且建立了我个人著作的网站）。但网络业者会告诉你，绝大部分利润高而常被使用的网址都在贩售性或春宫图片。所有搜寻引擎公司统计最常用的搜寻字串是“性”，其次是其他形容裸体或性行为的字，再其次的最常使用的网址，是那些充满互动式的连续剧以及最近电影和电视节目片断的运动与娱乐频道。
实在说来，网络尚未对美国人的“博学”有多少贡献。
电视呢？有时候我在演说中提及，几年前开始我家不再接装电视（并非由于内容不好，而是因为这类媒体本身会使儿童的注意力时间愈来愈短且无效用），往往就有听众大谈他们从公共电视特别节目中，学到许多非洲野生动物等等的知识。我不否认电视有些有趣、知性的节目，只是这些节目不但少，而且与日重复。研究显示，上个月读过一本书以上的美国人仅占了很小的比例。前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牛顿·明诺指电视为“大荒地”，这其实只是轻描淡写。汲汲于卖广告赚钱，而广告价格乃依据观众数量而定，因此电视节目就愈来愈哗众取宠，而不愿曲高和寡地提供信息（新闻节目亦然）；且甚至政提供的“信息”，也常常是为了特定之企业利益。
我们可以说是生存于信息过量的信息时代，但若以多少信息被吸收了来算，我们其实处于知识贫乏的时代。
人们不再具备维生的基本信息，如何种植食物？如何寻找水源？食物里有些什么？如何生火取暖？如何存活于大自然里？如何理解天象？生长季节终始于何时？丛林、田野间什么植物可吃？如何捕杀、贮存猎物、取其皮毛、食其肉？如何不使用化学药品和耕耘机务农？如何处理骨折和其他疾病？如何接生？等等。
由于这种“知识贫乏”，我们与实际世界脱节，并站在因依赖石油与企业造成之信息饥荒的险崖上。
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居住于乡村的人口比都市地区多很多，有关如何耕种、保存食物，如何存活于艰难时代和如何俭约克难的信息，在当时可谓常识。现在我们对电影明星和他们的电影票房，或道·琼斯指数多少知之甚详，而一旦所有超级市场突然关闭，却无法存活两个月。
更有甚者，依据芭芭拉·布什家庭读写能力基金会统计，整整27％的美国成人是“功能性文盲”，虽然少于1％的家庭没有电视。
这对因我们依赖其系统、信息、燃料和食物而获利的人而言，实为大利多。我们已易为驾驭、控制，我们会投票给那些在晚间新闻有最好的10秒表现者，或给那些广告花费大、强有力者。
贩售或生产毒性或致癌性化学物质的公司扭转或压制新闻的手段实在有效，例如佛蒙特州多数市民竟不知每年有超过5．3万磅在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奥地利及其他国家禁用的化学药品，洒在他们的玉米饲料上。这种化学药品经研究发现与乳癌、白血症、畸胎和生殖系统的肿瘤有关。1997年6月报纸登载，科学家已接到许多有关佛蒙特州尚普兰湖畸形青蛙的报告，包括四肢的短缺或变形、眼睛长在背上……等等。
即使许多实践团体尝试呼喊，我们似乎仍沉睡不醒。我怀疑我们也许并不在睡觉：有让我们醒着却对周遭毫无警觉的方法。
我们不是睡着了：我们醉了
作为一个生长于1960年代大学城的青少年，我认识一些海洛因毒瘾者。一般说来他们是好人，并非在电视和书上所见的那种类型，只是正常的中产家庭的小孩一头栽进威力出乎意料的毒品。在二三十岁时，我也遇见一些酗酒者，他们也多数心地善良，只是陷入消磨生命的毒品之掌握而无法自拔。我还认识许多老烟枪，总是认为有一天他们可以潇洒地说不，却发现困难无比。
我注意到对他们而言，保持毒品供给渠道的畅通，成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是生存的核心。他们一早醒来便想着今日毒品的供给，然后一整天浸在毒品里，最后吸着毒品入睡。
另外，还可以注意到，他们愿意牺牲任何他们其实很重视的事物来换取毒品。他们也许对生涯、教育和人际关系，都有远大抱负，但不知为何，这些计划最后都臣服在毒品的愉悦下。在毒品早已不再有任何享受效果后，他们仍每天浸淫在毒品中，只是为了避免没有毒品的痛苦。
若从主导我们文化的人的观点来看，很难说这一直被视作一件坏事，的确存在证据显示，年轻文化的掌权者曾认为让人们上瘾是件好事。
在支配的年轻文化中，文化本身的首要目标，在于使人们顺服，这可从政府和宗教的文化机构的表现看出。前面我们已看见那些“不识时务”者的典型下场：灭绝。这正是许多土著民族的命运，结果，能存活的被征服者常是顺服的。（如果你觉得征服者似乎将被征服者视为有待驯服的野兽，你就完全抓住我的意思了。）每个毒贩、烟草贩卖者和酒店老板都知道，若你让一群人每天依赖你的产品而活，你就有了一群不会找你麻烦的人。（他们可能给别人制造麻烦，却很少波及贩卖者。）
同样地，我们的科技文化已经发展了一种科技毒品来维持顺服度。
一种测量毒品上瘾潜力的方式，是计算能对这种毒品轻松随意地提起或放下的人口比例，这种偶尔使用且能轻松走开，或一次可戒上数月数年的行为称作“Chip”毒品。《科学新闻》报道的研究指出，有较大比例的人可以“chip”大麻，中等比例的人可以“chip”酒精、可卡因，甚至海洛因，而非常非常少的比例（少于5％）可以“chip”烟草。然而，请想像另一种毒品，可以毫无痛苦地离开它的美国人，比5％更少；依上瘾时定义，这样的毒品将是有史以来最强力者。
这种毒品当然必须有稳定心情的作用，保持一种将每日的无奈、痛苦和厌烦抛诸脑后的精神状态。这毒品会改变脑波、神经化学，并一再保证沉迷于其中并不算上瘾只是偏好。如同酗酒者声称只不过是为了社交应酬才喝酒，吸此毒品者亦公然宣称具有戒除能力……而其实却未曾想过要离开它几天、几周，或几年。
这样的毒品的确存在。
比鸦片更具诱惑力，塑造行为和期许的能力超越酒精甚多，每天使用时间更甚烟草，是我们文化中渗透最广、潜伏而最不易察觉的“麻醉毒品”——电视。
许多毒品基本上是天然物质提炼的浓缩物质。青霉素从霉菌提炼出来；鸦片从罂粟而来；同样地，电视是真实生活极度浓缩的萃取素。
人们保留一大部分的生命去注视一个闪烁的盒子——每天数小时。他们依赖这个盒子去取得大部分有关世界、政客行为和何谓真实的信息，虽然这个盒子的内容受到少数组织的控制，而其中很多组织也涉足军火、烟草和酒品买卖。老百姓一醒来便消费这项毒品，一天当中尽可能消费它，并在这毒品中入眠，很多人甚至三餐必备。
多数人感到遗憾的，并非他们做过的事，而是关于他们没做过的事、没达成的目标，和他们想成为却未做到的那类爱人、朋友或父母。然而我们文化却鼓励我们坐在闪烁的盒子前，一星期几十小时，一年数百到上干小时，然后看着，似乎从远处，自己的生命如干沙流过指尖。
“住在盒子里”的病
心理学家都同意，与他人隔绝常有害心理健康，我们必须与他人互动才健康。
我和妻子养了一只名为“闪亮”的漂亮黑猫，又长又厚的头发使它看起来像只迷你狮子。
它的前一任主人告诉我们，“闪亮”很肯定每个人都要杀它，我们发现真是如此，用医学名词说，它患了妄想症。
昨天我在去客厅的走廊上遇见“闪亮”，它满脸惊恐地团团转，奔向厨房。我继续前行，现在它确定我是要去抓它了。它在厨房停了下来。因为须经过厨房才能到达客厅，所以我一直走，它更加惊慌，跑向客厅。我试着轻声呼唤它，但它“知道”我要伤害它，当我们在客厅再度碰面时，它飞跳起来，狂奔逃离客厅。
“闪亮”的世界是块充满坏人之地，在刚接养的几个月里，我们试了许多方法要靠近它，但总胜不过潜藏在它心底的那番确信，确信只能信任自己以求安全。
数周前我应全国性电台的邀请谈论本书相关议题，有一位听众从堪萨斯来电话。
“你是说，动植物有生存权？”他问。
“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我说。
“你知道那是深度环保人士的主张吧？那些激进的树木拥抱者？”
“我听说了，你的看法呢？”
“我们必须利用科学和经济学评估事物之价值，某些森林值得保护，某些则未必，有些生物可与我们共存，像牛、狗、鹿等，而其他则不能，因此不必担心它们。”
“那么你如何划清界线？”我问道，“你如何知道何种生物应保存，何种生物应消灭以腾出空间给人或我们喜欢的生物？”“留下那些有用的！”他说，似乎答案很明显，“老天！谁需要斑点猫头鹰，我们需要的是工作机会、经济保障、干净街道和安全的城市。那些才是重要的事。”
我指出即使他的假设（世界只为人存在）是对的，这些粗糙地大举毁灭成千上万物种以及改变大气环境的作为，仍可能产生一个不可预料的结局，结果“万物之灵”得到的是一个越来越不能居住的地球。其实，本书和许多其他资料都已记录了充分的证据，说明这已经发生。
如果我们能抛弃以人为尊的想法，代之以万物皆有神圣生存权的古老文化观点，则无知毁坏我们生存的地球之行径将可大幅减少。
如同“闪亮”一般，这位致电电台的听众眼中只有一个世界，一个以人为主色彩的世界，其他的万事万物只是黯淡模糊的背景。这些“物”为我们所用，我们则具有决定它们的生或死的知识与权柄。如果认为是对人有好处的，即使是翻天覆地，到最后只剩一种树、谷物、蔬菜和鱼，也在所不惜。而之所以会如此理直气壮，乃是因为我们以为所见所知的世界本就如此。
这是心理不健康者的逻辑。
当“闪亮”确信它已经完全认清世界时，那不管我的意图为何，从卧室走向客厅就是人类恶意的证明。那位“致电电台者”确信这世界中，他所见的一切就是为他而存在的，如果我声称“物”皆有其各自的生存权，则无疑是要从他身边夺走一切。
如此的偏执建构成一个巨细靡遗又有组织的世界，其中的一切皆能自圆其说又相互增强。那个在街角正看着你的人是中情局的间谍，他已偷偷将某种传送器植入你的脑部。他转头看旁边因为不想让你知道他是个间谍；他会瞄你不是因为你直盯着他，而是怀疑你是否已知悉他在你脑子里装了传送器；他登上巴士不是要上班而是为了跟踪你……等等。
相同地，无论我们的世界观如何，我们会不断搜集证据证明自己是对的。“闪亮”认为人们都在追逐它，因此到处都看见迹象。所以如果你相信万物皆只是用来增进人类生活的资源，那你也将到处发现有利的证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也是今天许多寻求定义“何谓病态”和“何谓健康”心理者所仰望的人，在过世前几年曾有些有趣的观察。他指出我们文明所谓的“健康自我”，其实是我们早年与生长环境有非常紧密联结时之生命经验的“萎缩的残渣”。许多心理学家说这种“萎缩的过程”的一种结果；就是美国国家心理卫生机构所统计的15岁到27岁第三大死因——自杀。
这种剥离我们人与所生存世界的紧密联结，使我们被隔离在一个一个独立的“盒子”里的过程，几乎不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最初10万年。直到今日，在各地受年轻文化的影响较少的原住民族中仍然如此，所以自杀率少之又少。
加州大学海沃德分校西奥多·罗萨克（Theodore Roszak）教授以“生态心理学”一词定义有关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之研究。在他的《地球的声音与生态心理学》（The Voice of theEarth and Ecopsychology）一书中，罗萨克巧妙地说明身、心、灵三方面的“切断”，可能是导致所有现代个人与文化精神病症的原因，而重新与自然联结将是对个人乃至社会最有效的治疗。
但这种与自然“切断”的情形，在7 000年前的所谓古文明就已存在，并随着文明的程度深植人心。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声称宇宙、自然界不过仅由简单的原子所构成，一旦人能了解就能操弄。笛卡儿更进一步指出整个宇宙即是一部大机器，而这种机械般的自然的原理及于最小的层次。如果我们理解开关之所在就能操纵这部机器。我们从自然界退缩，在我们住的城镇里，自行创造一个生活其中的人工世界，这世界与我们起源之初，大不相同。随时间的脚步我们对事做“对”、“错”的取舍，并组织“存于外”之事物，以符合我们“存于内”的需求。
我们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而以我们自己是这世界的最高等，我们的年轻文化的宗教与哲学家公然或隐含地宣告，万物皆是为人所预备。伽利略甚至说，如果不存在人观看这世界，那世界就不存在。当我们终于明白地球并非为宇宙的枢纽时，我们只是改变我们的语汇去继续一个不变的世界观：我们是宇宙的精神中心。
从这故事、这世界观——人造的城市是文明的，自然界是野蛮的，而住在其中的人是原始的、不文明的、未开化的——我们发展出只承认、赞许自己和自身文化的心理，失去了和真实世界及其超凡力量与奥秘的接触。
当早期的欧洲移民在大草原展开猎杀，杀掉他们所见的每一只野牛，美洲原住民被这无知的疯狂行径吓得目瞪口呆。为何这些人夺去草原的生命？为何他们割去大地之母的肉？为何他们疯狂地砍伐所看到的每一棵树？
移民看着那些他们所谓的印第安人，心想这些人一定疯了，这么多的野牛他们竟然不知要取而用之。为何坐在宝山一万年他们却不知要享用它？他们必然是野蛮、未开化的原始人，所以没有见识去拥有这上天给人的恩赐。
好一阵子，这征服美洲的行径颇为有效。恰如吉尔伽美什砍尽黎巴嫩杉，希腊人摧毁自己的森林，美国人剥去了半数土地的表土，这类快速地撷取“存于外”以应“存于内”的需求之行动风光了数个世代。
噢！不行了。当我们看到了第三世界的“早期预警系统”才有所领悟。有如一家耗用初始资本的公司，我们对周遭世界的掠夺一开始似乎不错，直到它即将耗尽。
在人们开车不敢不锁门、不关上窗的城市里，在含二恶英和多氯联苯的废弃物播撒于农作物以为肥料的田地上，在核子武器制造的主要废弃物（钇）被用于“治疗”癌症（大部分是因文明的空气、食物、药物而导致的结果）之实验的医院中——在这种种地方皆可见我们所创造的世界，风光的时日有限。这是所有阶层化支配系统的自然结果。
古老的文化较古老因为他们撑过数万年，相比之下，年轻文化仍是个实验，每次尝试（苏美尔、罗马、希腊），无论多么显赫辉煌，都已自毁，反而是部落度过数千年。
年轻文化是奠基在心灵与精神的不健全之上：弗洛伊德所谓的人与自然紧密结合生活的美好与真实之“萎缩的残渣”。一步步地，我们住进孤立的“盒子”里——受苦。
重新与这世界接触是怎样的情形
爬出盒子，重新与这世界相处，是做得到的。
过去25年里，我上了一些有关食用、药用野生植物的课。通常会有一次到数次不等的机会我们可以到森林、田野，寻找教过的植物。我们当中有一位在每次出外都会带一罐玉米粉。她说：“当我拔起一株植物、摘下一片叶子，我会放一些玉米粉在地上，表达我对植物之灵的感谢心意，及对他们所给予我们的一种回报”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说：史前时代（超过7 000到 1万年以前）的人真的可以听得到神的声音。他们可以在自然世界里看到小仙子、妖精、神灵等等。
杰恩斯解释，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大脑的两半球比现在的人更紧密地相连，所以左脑的听觉区直接与右脑的幻想区［伟尼克（Wernicke）区和白洛嘉（Broca）区］相连，现代人的脑通常只在睡梦中和精神分裂时，幻想区才会有作用。杰恩斯推测，今天我们所说的幻觉现象在古代可能只是普通的日常经验。
杰恩斯进一步说，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帝国的兴起，与其书写语文的使用，是使大脑两半球分离的主要缘由，所有的人除偶尔的神秘经验或精神分裂外，在清醒的意识下从此失去与大部分右脑的连结。
杰恩斯的论点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引据史料与现代的神经生理学之处。如果他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我们用1万年前人的生活方式过日子，那这世界将会是充满着灵、能量、声音。反过来说，1万年前的人如离开他们生存的环境学习去读、去写、去过文明的生活，他们将迅速（一个世代或仅仅是一个人的一生中）失去与那另一个世界的联结①
特伦斯·麦克纳（Terence McKenna）在《神的食物》（Food of the Gods）一书中提出另一个观点。他相信不论古今，经由某种植物性成分的摄取，可使大脑两半球再联结起来。麦克纳指出，引发幻觉的植物在许多文化中被广泛用来打开与神沟通的门。这些植物的使用催化了先民的意识，进而刺激脑中思考、灵感部位的发展，而给予人类以自行控制神秘、神性经验的能力来取代原来植物之使用，这通常是通过有组织宗教提倡的规律。
杰恩斯与麦克纳的观点对我们了解意识的历史有显著的贡献。麦克纳长期与原住民住在一起，并研究他们至今仍借植物来与神灵沟通的行为，而杰恩斯则广泛地研究过去文明的文献，和那些声称可以在脑里听到神声音的人。
不论使用何种技术或方法，这两位与其他学者的共识是，古代人以及“现代原始人”都一样拥有我们这群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所没有的视觉、感觉和听觉的能力。
肖肖尼族印第安人（Shoshone）寻找食物时，会倾听士地，倾听来自动植物、大地之母的声音。他们借种种征兆、声音告诉人可在何处找到一日之所需，又该以何种仪式感谢上苍。
对照于此，中古世纪的欧洲君王以及那些支配者的心态，已将我们带人一个讽刺的、不能辨别真伪的所谓“信息时代”，而或许不知不觉地进入澳大利亚原住民所称的“大遗忘时代”。
◆ ◆ ◆ ◆ ◆ ◆
我们的心和文化造就我们今天的处境。理解此事会产生远见；而发觉我们在为自已和子孙规划未来中所占的重要角色，更会激发力量。
注释：
①最近我才知道，虽然有些美洲原住民已拥有文字数千年，有些仍旧完全抗拒写下他们的语言。例如，阿帕切语，30年前才由卫理公会传教士写下并整理成典；一个阿帕切人告诉我：“这是个错误，我们的语言非常神圣而不宜写下。”探索使用与不使用文字语言族群间，个人信仰经验的本质的不同点，是相当有趣的事。就我所知，尚无人做此探讨。
3．年轻文化中有关现况的故事
“想像地球是个正受到数十亿、以每40年倍增的细菌攻击的生物。最后不是寄主或细菌死，就是同归于尽。”
——高尔·韦达（Gore Vidal）（1925一）
对于1960年，我的印象很深刻。那年约翰·肯尼迪刚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立志要把美国从早已体制化了的剥削、隔离政策转向。肯尼迪促使我们以儿童的未来为重，创造可以持久的转变，以及建立自给自足而不破坏珍贵自然资源的新世界。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统计，在1960年，地球上有3 038 930 391人，那年又增加了40 622 370人，每人都要一天三餐、几加仑的饮用水和沐浴用水，以及容身之地。正当世界各国想尽办法要跟上这4 000多万地球新市民的需求，1961年再添56 707 855人；而当我们忙着替这些人找栖身之所时，1962年世界人口再增69 393 370人，然后1963年又新增了70 587 231人来竞争食物、饮水、住屋及热源。
从肯尼迪宣示就职之日到1963年被刺的3年中，比美国总人口还多的人口加入了世界。
人口爆炸导致这个浮于太空的小蓝球几乎所有可住之地都挤满了人。
人很容易对“美好的从前”兴起怀旧之情；自人类有史以来，几乎每一代都曾如此。不过的确，在1960年，你可以安全地旅行全世界任何角落，你可以搭便车旅行北、中、南美而安然无事，而且当时饥荒仅是地区性且少见的现象。
今天则完全不同了。而且今日的世界人口是当时的2倍。
你能想像再过30年，我们还要增加如 1960年世界人口之数？
当资源越来越少，那些致力维护其分量的人将更不择手段、更暴力、更为致命。
今日年轻文化的观点
我们文化还年轻，在数十万年的人类历史里，我们文化的理念仅肇始于7 000年前。在那段时间里，该理念凝结成数种价值，而最后形成所谓的文化，是我们对事物今、昔与未来的集体看法之表现，亦正是我们所诉说事物来龙去脉的故事。
现在的意识乃由一组特定的传统、信念和典范（我称它们为“故事”）所形成，这些故事带给我们舒适富裕，却也矛盾地，加速我们文化的死亡。这些故事可综合如下：
◆我们并非世界整体的一部分，而是独立于其上的。地球及其中的所有动植物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称其为“自然”和“原野”，称自己为“人类”和“文明”，我们在自我创造出来的幻想中非常清楚其间的区别——我们是独立的、优越的，我们就是天理。当我们想要任何东西，可以随意自取，不必征求同意。
◆征服和统治生物乃为天命。从圣经对我们治理全地球的命令，到美国政府所命的教条，再到殖民外太空的科幻故事，我们告诉自己许多我们乃为天命所系，应掌管任何事物的故事，上至月亮及更远处，下至海洋。虽然有人试着委婉地说，当人被赋予地球掌管权，就代表人被赋予了照顾地球的责任；但是，却难以从其行为看出此信念。
年轻文化奉自己为支配者、征服者。他们并不是固守某地抵抗入侵，而是出外挑衅（动物或人）、捕捉、奴役或消灭之。其农业设法尽量从土壤榨取养分，土壤枯竭亦在所不惜。他们相互侵伐、夺取资源、利用军警为富人保卫资产。
这些概念反应在我们文化的基本思想家的著作之中。亚里士多德在题为“政治”的文章中说明古典希腊观点：“植物为动物存在，动物则为人存在，家禽家畜提供劳力与食物，野生动物则供给食物、工具和衣服等附属品。”
罗马人的观点则被西塞罗总结得很清楚：“我们是地球绝对的主人，高山平原给我们享用，河流也属于我们，我们播种、植树，我们施肥，我们阻断、引导及改变河流；简言之，靠着我们的双手和各种自然作用，我们将世界完全改头换面。”
到1600年代，弗朗西斯·培根明白地写道：“我实实在在地把大自然及其所有儿女带给你，使其为你的仆役。”
在19世纪，马克思说社会主义的目标乃是“合理管制人与自然间之物质交换，而使其在人的控制之下……”。恩格斯则把人看作“自然的真主人”。
起初，我们只把这些支配性的信念用在自然上，不再单纯与动物竞争食物来源，我们开始统治它们。一旦如此，我们便可能超越竟争的尺度而去设法灭绝它们，这正是我们对那些阻碍我们取得食物、土地的每个物种所做的，从野狼到昆虫到杂草，我们发展推陈出新的方法消灭竞争者。
以此类推，将此观念应用到人身上并不令人惊讶，人有权统治所有生物的这种概念的合逻辑延伸，便是相信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适合当统治者，既然我们已经认定消灭竞争者不但是可接受的，更是一件好事，于是杀人方法日新月异，在现代战争利器中达到极致。
文化强化我们世界观之另一种方法可见于语言结构。多萝西·李（Dorothy Lee）于1950 年代与北加州的温图（Wintu）部落住在一起并学习其语言，她很惊讶地发现，其语言大体而言缺乏表达拥有和强制性的动词，例如，他们不说“我的姐妹”而是说“我成为某人的姐妹”（l am sistered by）或“我与姐妹住在一起”。
年轻文化则相当不同，例如，看看世界上有关于男与女相对角色的各种信念。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回教国家，女人不准独自外出，必须以衣服遮盖身体各部分，不能投票、竞选、掌权，根本乃是男人的财产。妇女因“不顺服”父亲而被杀，在一些国家并非罕事。例如1997年 8月，Marzouk Ahmed AbdeRahim射杀其25岁女儿，取下首级回到靠近埃及开罗的村子，集合村民宣告：“现在我们家庭重拾荣誉了。”他女儿所犯的错——“私奔”。第二天在开罗北方40英里处的村子，一个人在众人面前对他女儿泼汽油纵火。据美联社在8月19日的报道，这些不是个别事件，许多情形是女儿选择的对象付不出聘金。埃及作家萨达维（Nawal Saadawi）指出，在这文化里“婚姻被视为买卖，商品便是妇女，是否成交视父亲认为划算与否”。
Wetiko：消耗他人的生命以获利
1万年前，认为人类可以“拥有”和“支配”大自然或彼此的概念，是新奇而极端的。甚至今天，在那些过着5万年前生活方式的“石器时代遗民”或部落民族身上，也不容易找到这类概念的证据。例如1990年代，印尼的丹泥（Dani）族面临一项危机。他们文化里，拥有土地（或几乎任何东西）是不对的，因此不愿意对自有史以来即居住其上的土地宣示所有权，却引来外来者乘机而入，申请这些土地的法律所有权，然后开始砍伐丹泥人居住的雨林。
1997年，我在与数百位来自奥内达（Oneida）、切罗基（Cherokee）、纳瓦霍（Navajo）、波马（Poma）、奥吉布瓦（Ojibwa）、克里（Cree）、奥托（Otoe）等许多部落的美国原住民相处的三天中，反复听见人们谈论尊敬“我们的母亲”地球，并经历与自然联结及由此联结而来的与圣灵的联结之必要。这些人就是来自于以后书中所提到的“古老文化”，他们到今天仍视地球为神圣的，并且尊敬自然，相信人应该与环境和谐相处，而非支配和毁灭。
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10万年以上后，有些种族开始支配自然，改变环境，把大片的森林变更为牧场或农田以生产更多的食物。
因为我们清除了不可吃的植物（多为树木，于是连带消灭其物种丰富的生态系），以单物种之人或家畜可食的植物取而代之，这种年轻文化的行为结果，就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减少了，生物的整体数量也减少了，只有人类的食物增加了。
这种我们“命定”管辖万事万物的理念有深远的影响，这种理所当然的故事改变了世界，且经常是以残忍的方式。
它是用来为美国帝国主义合理化的哲学基础，也是美国所谓“上帝所命”的基础，美国国会用以决定上帝意旨乃是要我们去接管整个大陆，因此要消灭任何绊脚石，包括数千万的美国原住民。
除了美国，全球各地的原住民也都遭遇相同的命运，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和整个达尔文经济学观念，都被用来为这许许多多的人持续的煎熬作借口。
“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这是自然律。”我们如此相信着，我们只是按照事所当然而行，就算我们不如此，别人也会。
我们的故事的确成为事实，因为这种故事乃为自我毁灭的，称之为“疯狂”（insane）实不为过，毕竟拉丁文中的sane意为健康、完整。
正是这种疯狂的信念创造了现今的世界。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美国原住民研究学系教授，亦为《哥伦布和其他食人族》（Columbus and Other Cannibals）一书的作者，杰克·福布斯（Jack Forbes）博土，使用土著语言wetiko（发音WET-ee-ko）来形容这类信念。wetiko字面上意为“食人肉的野蛮人”，福布斯故意用以描述欧洲文化标准：我们以杀害、毁坏土地，及奴役来“吃”人。哥伦布与泰诺族的历史只是其中一例。
我们文化的基础
我们的文化有一原则，如果别人有我们要的东西而不给我们，我们可以使用各种武力和方法去取得，有时，这么做甚至是我们的责任。
“责任”，似乎是强烈的字眼，但它的确在美国历史的第一个世纪中，常被政府用来诱导军人杀害原住民。希特勒也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励士兵去夺取土地，以增加德国人的生存空间。恺撒用责任当作屠杀凯尔特人、德鲁伊特人和皮克特人等的理由。乔治·华盛顿时，整整有80％的联邦预算用于印第安战事。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家人、为了可以用别人的苹果来做你的苹果派。
在美国新英格兰首次的印第安战争是1636年的“佩科特（Pequot）战役”，移民包围佩科特人最大的村庄，纵火并射杀每个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一位清教徒移民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看着他们在火里煎烤、血流成河，闻着恶臭，甚为恐怖；然而这场胜利似乎是甜美的奉献，移民赞美上帝，感谢上帝的帮忙。”
当时的纳拉干西特人（Narragansetts）人，惊骇于此欧洲风格的战役，拒绝与白人继续联盟，队长约翰·昂德希尔因此讥斥纳拉干西特人，说部落民族的战争多为消遣，而非为了要征服或统治敌人。
就此而言，昂德希尔说对了，纳拉干西特形式的战争，和绝大多数原住民古老文化的民族一样，不以根除对手为目标。他们需要与邻居交易，并借通婚以维持坚强的基因库，以及确保文化多样性。他们不想抢夺土地，因担心冒犯他族的圣地。甚至杀戮亦非战争主要目标，而是以某些决定好的胜利“量度”为目标，譬如捉住一名成员，跨越某界线，第一件伤害，或对手的投降。
欧洲灭种式战争的历史并不长，仅可追溯至罗马时代。这种方式被希特勒用以对付非印欧语系人民，被哥伦布用以对付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和阿拉瓦克人，以及被来自英、法、荷、葡、比、西的武装入侵者用以对付美国原住民，被卢旺达的胡图人（Hutus）用以对付图西人（Tutsi），被扎伊尔的图西人用以对付胡图人（在这些战役中他们几乎杀光了仅存的3 000多个俾格米人（属一种矮小人种），他们是中东非仅存的打猎/采集族人）。在《圣经》和几乎所有与中东第一个城邦有关的文明历史中，也存在类似的故事。
每天都有农夫进行这类战争，来对付野狼、土狼、昆虫和雨林之动物与树木，以及丛林里的原住民。
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源自于我们基本的文化理念。
难怪随着过去37年来世界人口的倍增，暴力与残虐亦激增，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今天美国政府仍然从数十个部落中抢走土地，把矿权转移给献金给政团的企业；原住民仍然在世界各地被无情地、残暴地淘汰。
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
以下是几个我们文化中有关“怎会如此”的故事：
女人惹的祸
从那些建立现代文化早期基础的男人传下来的一个故事是：都是女人的错。
其中一个版本说由于第一个女人夏娃的愚昧和不诚实，每个女人都受上帝的惩罚。另一个版本则是另一个女人潘多拉，错在于不能克制自己的好奇心。既然女人是所有问题的祸首，隔离、惩罚和压制她们就非常合理，而且也是我们宗教上的责任。除了少数例外，女人的名字不能出现在现代宗教的书中，只有男人的名字才值得记录传世。
我们生而邪恶
另一个故事是我们生而邪恶或愚蠢。由于夏娃的原罪，每个从女人而生的人，也就遗传有邪恶的本性和差劲的判断力。
这是许多文化接触到基督教传教士时，特别难以理解的故事，他们也同样对欧洲诺斯替教中，有关上帝充满了愤恨的复仇心态，以试诱人为乐，并在人屈服时加以惩罚的观念，感到困惑。
造物者是健忘的簿记员
同样的，许多美国原住民也对宗教领袖所说的，只要进行经牧师指定的仪式后，上帝就会忘记曾经犯下的谋杀、偷窃或强暴的罪行，感到奇怪。他们问，难道这不会鼓励恶行吗？对于上帝主要的角色是个簿记员，且是个健忘者（只要我们执行正确的仪式或说出正确的关键语）的观念，他们实在难以理解。
然而人生而有罪，说谎、欺骗、偷窃、剥削和伤害他人是人的本性的观念，常被认为能有效合理化其行为。
我们有更进一步的逃生门：你可以赌你将活多久，然后在死前行苦修、布施、或说特定的话，就能保证你上天堂。
然而，这类世界观真的有用吗？
“每个人都坏”的故事之后果
对我们之间一些心灵和道德的赌客而言，这个故事等于是为所欲为的执照。
试想美国食物的来源。植物的养分从土壤吸收而来，因此若土壤缺少锌或钙，植物以及食用植物的人或其他动物便会缺乏这种养分。同样地，正如切尔诺贝利下风处所发现的，如果土壤受到放射性元素铯的污染，当地的蔬果谷物都将使盖革计数器振动许多年。换言之，土里有什么，食物里就有什么。
那么，洒在农作物上的肥料应该是纯净的，对吧？
错。
数年前，对洒在泥土路以减少飞尘的油和高速公路上的柏油，并无法规限制其内含物。根据后来在CBS“60分钟”节目中的揭发，新泽西的黑手党因此想出了个聪明的伎俩。他们成立了一家“废弃物处置”公司，接触了所有产生有毒废弃物的公司，从铅、汞、多氯联苯、二恶英到液态放射性废料，来者不拒。这家废弃物处置公司表示可为这些公司省下一大笔钱，因为他们收费低廉，例如1 磅只收200美元而非正常的3 000美元。对污染生产者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划算，于是二话不说纷纷投入。这家合格的废弃物处置公司接着把废弃物和油混合，稀释至低浓度，再洒在纽约州北部与一些新英格兰州的乡间小路；也加进焦油用以铺路；有时候甚至与汽油混合再卖给加油站。一直到沿着所谓“控尘”公路的几家人家生了重病，才东窗事发，然后“60分钟”节目的揭发终止了这伎俩中最明显的部分。
废弃物究竟归于何处？
1997年华盛顿州的一个小市镇市长，对有些饲以当地谷物的家畜患病一事展开调查，结果令她震惊。
事实是，美国法律并未限制肥料不可含有毒废弃物或放射性物质，所以，例如俄克拉何马州的铀处理工厂，以宣称其低放射性核子废料为肥料（其的确含有对植物有利的成分）并洒在农场上来摆脱这些废料。在华盛顿特区，有公司接收炼钢厂的有毒废弃物，再卖给农夫做肥料，也有含铅的纸浆厂废弃物被农夫洒在其作物上。这些仅是冰山一角：这种行为是合法的。
联邦政府面对此市长的愤怒，有二重反应。第一，由于数年前“苹果农药惊慌事件”，农药工业的游说团成功地在13个州促使通过一项法案，报道会使民众担心食物安全的新闻成为违法。在此状况下，有些报纸甚至没有刊出这有毒肥料之事。第二，西雅图时报发现政府当局鼓励有毒废弃物以肥料贩售，因为这不但为业界省钱，也有助于昂贵的掩埋场减缓填满速度。
政府站在哪一边？嗯，当西雅图时报记者询问，为何政府容许有毒废弃物混在肥料中散布全国，农业部的鲁弗斯·钱尼说：“施以不必要而耗费甚大的限制，是不负责任的。”
根据一核子废料贮存场发言人的说明，美国能源部（掌管原子弹和弹头的生产）有个新资源。他在1997年7月19日的《科学新闻》中说：“我们有全美最大的锶90存货，我们的钇90是最纯的，从锶90中提炼钇90的方法是我们的专利。”他透露核子弹生产中最常见的废弃物之一，钇90，目前正在试验其治癌的效果。
使用核子废料为药物当然有问题，不过政府对回收制造炸弹的放射性废料，以注入那些因食用有毒废弃物污染的食物而致癌的人体，有着高度期许。
看见这种情形无法不沮丧和震惊，但不感讶异。
与60亿人竞争稀少资源的同时，遍布“每个人都这么做，每个人都有罪，我们不做，别人会做，反正仍然合法”的观念。这是生存的哲学。甭管我们的子孙，现在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这不正是我们的文化？从恺撒劫掠凯尔特人，到皮萨罗Pizarro抢劫印加帝国，到哥伦布奴役泰诺族，再到烟草公司使第三世界的儿童上瘾，都是同样的心态：控制别人的生活以为己用。
这种由贪婪诱发的精神病所创造、具传染力、极度致命，并被那些以扭曲宗教和文化来辩护其支配、征服和偷窃行为者所合理化的心态，就是杀害地球和其居民的刽子手。
不是人类直接杀害地球，而是人类目前主导着的“故事”之间接结果。这些故事，从我们幼年开始就伴随我们，成为我们看待别人、生物、观念等所有事物的滤镜，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也是若不尽快改变，便会毁灭我们的杀手。
现在的故事：我们是分离的
石油将用尽，几种重要的矿产将于20年内耗竭，子孙的未来将有经济大灾难，这些事实对那些主导地球的掠夺，将地球资源与原住民族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上的人而言，非常清楚，而他们用来辩护行为的文化故事有两类：
◆先下手为强，取得你的份
这故事从年轻文化历史一开始就存在。
这是1820年到1900年之间，从原住民手中盗走美国西部的原动力。
1980年代，它再度成为联邦政府政策的原动力，因此导致财富大规模的合并，以及疯狂的赤字支出后之财库破产。这事实可见于畅销书《美国：出了什么毛病》（America：What Went Wrong）。
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已形成典型的年轻文化的心态，并应用在商界、政府和个人生活里。
◆反正世界就要完了，现在尽量攫取吧。
里根总统任内被问到，如《圣经》所描述的哈米吉多顿战役之世界末日是否可能发生？他坦白地说：不仅认为可能，而且相信会在他的一生中发生。
这种凡事都只是短暂的心态和故事，成为掠夺地球的理由，反正不久的一天，将从天上降下大火，毁灭全世界，而“好人”则会瞬间被提上天堂。
请注意这些是非常与世隔绝的故事，奉行这个故事的人与其他人隔绝（他们视他人为可乘之机或竞争对手），与自然隔绝（他们视自然为可用以增加财富的资源），或与生命本身隔绝（他们视生命仅为一场充满赢者和输者的赌局：一种是那些富有或上天堂的人，另一种是那些失败的人）。
曾担任里根政府财政部长的詹姆斯·（James Watt）也许是这“我取得我的份”之故事的最佳例证，他致力推动使采矿和伐木业能以低成本取得联邦土地上的矿产与木材，因为他说“耶稣将回来，那时将如《启示录》所言，万物将更新”。
里根、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和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也是“反正世界就要完了，现在尽量攫取吧”故事的坚强拥护者。
1983年里根告诉一位以色列的游说者：“我翻阅《旧约》的《先知书》和有关预言哈米吉多顿战役的征兆，不禁怀疑，我们是否就是看见世界末日的一代，不知道你最近是否注意到这些预言，但相信我，这些描述与我们的世代非常吻合。”
1984年8月，当时为加州州长的里根告诉州代表：“每件事都恰如其分，时候快到了……以西结说，火与硫磺将如雨下攻击神子民的敌人，这必然是指核子武器。”
另一位手指按在核子武器扳机上的国防部长温伯格，更明白点名巴勒斯坦北部的美吉多山丘，就是最后摧毁世界的大火发生地。
这些“世界末日快了”的故事，就连在非基督徒中也相当普遍：当美国记者问到前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是否相信来自另一世界的太空船曾到过地球，他答道那根本不可能，因为能建造太空船的文化，必然也已发展出先进的战争武器摧毁了自己。
哈米吉多顿战役是否将近并非重点，无论如何，我们更迫在眉睫的危机乃来自于人，4 000多年来那些行事为人就好像世界就快完了一般的人。这种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的心态，已使我们的星球肝肠寸断。
我们需要不同的故事。
我们对“原始”人的观点
想到法国人时，我们会把他们想成过着快乐生活的人，而且在我们心中有鲜明的彩色影像，如葡萄园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的图像。这些图像可能伴随着声音的想像，说着法语、高尚的交谈等，很可能还加上感受（如好奇、熟悉）、味觉和嗅觉（如法国食物和酒）。
但当生为西方文明一分子的我们，试着想像如卡雅波（KayaPo）的原始民族，脑中的图像常缺乏颜色、声音、味觉和嗅觉。因为我们知之甚少，或因为我们一生中所学到、读到、听到和看到有关原始民族的故事，通常是一群萎靡、矮小、营养不良的人，有着一口黑牙，半裸着蹲踞着，在丛林中觅食，在险恶的环境中过着亡命的生活。我们所想像的声音，也都是无意义的乱语，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具意义的、有智慧的谈话；而嗅觉和味觉更是付之阙如。
我们可能对我们文明起源以前的民族也有类似的印象，或甚至毫无印象。当我们想到“穴居人”或“石器时代民族”，我们会想成卡通人物，几乎是无生命的非人类，当然没有语言、文化、文明、烹饪、家庭、社会或经济。
我们的印象是如此灰暗和扭曲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并未把这些“其他民族”当作完全的人类，我们称7 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兴起前的时间为“史前”，就好像那段时间没有自己的历史。那段时间不真实，只能算是地球生命的一个注脚，如果真有任何意义，也只是为我们的来临布置舞台。
然而卡雅波和数百个其他原住民族，都能证实我们文化和宗教的神话之虚谎。
数千年前，可能还早于苏美尔“文明”的兴起，卡雅波的文化就已广布于巴西。上千岁骸骨的发现，显示他们（和多数原始民族）的健康和生活品质的优越，有较少的退化性疾病，高壮和长寿。他们有沿用至今的复杂口语，有古老的口述历史、传统和宗教，数千部落遍布巴西，每个部落约4 0O0人。这些市镇建筑在巨大的土墩上，用以防范季节性洪水，并制造可供灌溉和商业活动的水道。他们有家庭、婚姻并爱护儿童，有信仰，而且，很可庆的不知何谓战争。（部落间的冲突固然存在，但绝非以消灭其他族群为目的，在我们文化中实行7000年之久的种族屠杀的观念，完全不存在于其间。）
卡雅波等部落民族在世界各地，以确保自己和子子孙孙的生存和生活品质之永续的方式，取用地球的新鲜阳光、养分，住处和衣服，有数十万年之久。
然后皮萨罗来了，不到100年死去85％以上的南美原住民，多数死于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疾病（流行性感冒、麻疹、天花、瘟疫等）。剩下的卡雅波人逃进巴西雨林最深入的地区，继续进行着温和的农业活动达400年。
然而于20世纪初，又来了伐木者和农场经营者。雨林的树木，尤其是桃花心木，由于罕见及美丽，受到我们文化的珍视；而且森林铲平后，这受伤之地刚好用来牧牛。
伐木者和农场经营者用雇佣兵消灭卡雅波和其他雨林部落，带回来双耳或头皮就给予奖金，正如1800年代，美国政府悬赏割取印第安人耳朵和头皮一样。这种行为最近刚被明令禁止（虽然在巴西和很多其他国家，仍有许多伐木者和农场经营者并未停止杀戮）。
这项禁令其实主要因为他们发现，卡雅波人可以另种方式加以剥削。由于卡雅波的土地蕴含珍贵木材与矿物，一些公司已和一部分卡雅波人达成商业上的协议。
金钱的引进对卡雅波人有很多副作用，他们被年轻文化有关应如何生活的观念所“感染”，结果一些部落放弃传统的农业方式而从事“砍烧农业”生产值钱的作物。和之前的其他原住民一样，现在他们已在“进步”的旗帜下投降，许多人为企业的农场和工厂工作，被剥削者成为剥削者，卡雅波文化正在快速瓦解，雨林亦然。
我们的文化成长与癌症有相似之处
最近我们在讨论此事之时，一位朋友提及盖亚（Gaia）理论，这理论认为地球是一个生物体，而我们只是其庞大身躯内的一个细胞。
许多人——特别是为矿物燃料工业辩护的人——将此理论做更进一步解释，他们说既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根据这定义，任何我们所做的事一定都是“自然”的，毕竟我们就是自然。这种扭曲的逻辑是“上帝所命”这种理论的现代版。
让我们以医学为比喻来看看这说法。身体中的细胞不断地出生、成长和死亡。由于暴露在宇宙射线、有毒食物、代谢副产物和其他千百种自然和非自然的过程下，导致每天上百万细胞的各种突变，沿着突变的DNA链失去或得到不同的氨基酸。多数突变的细胞直接死亡。它们新的DNA密码无法存活。但偶尔有一个细胞遗传密码之改变，会使控制生殖过程的开关被打开，并且再也关不掉。细胞开始一再地分裂，即繁殖，指数成长为一团细胞组织，其需要的养分也不断增加。它会将血管改道至其内，而且在恣意成长下，消耗掉空间和附近器宫的组织；它接管一切，成为我们所谓的癌症。
你可以辩说癌症是自然的。无疑的，有些癌症是从某些曾经有用的生物过程产生来的，而且显然有些基因让人或多或少易于生癌。
但大部分癌症并不是人类生命正常过程的一部分，而是某些事物攻击及伤害人体，以完全不自然的方式改变身体功能的结果。
将此比喻延伸到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几百万年来的人属及几十万年来的智人，和地球上其他生物共同存在。我们的存在是非常醒目的：在我们从一大陆移至另一大陆时，我们将成打计的大型陆上哺乳动物灭种；而且我们所至之处，自然景观都会被改变。但我们从未威胁到细致的生态网、地球的健康。
我们的行为完全是地区性的，例如，在公元前3000年居于伦敦的德鲁伊特人之所作所为，不会影响到地球另一端住在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人类生活。
甚至，在调整环境使其更适合人类居住（放牧、种植作物、盖遮蔽处）的同时，这些地区性的行动一般也不会对邻近地区造成负面影响，土壤仍旧充满生命力，森林健康且强壮地矗立着，动物、植物和鱼类亦丰富蓬勃地生长。
那时，男人和女人轻轻地走在地球上。
几年前，我参加一个英格兰及苏格兰的解说团，他们带我们一家人去参观伦敦郊外奇斯里赫斯特附近的洞穴。这在二次世界大战被当作防空洞的洞穴，其中一大部分是德鲁伊特人几千年前从软岩石中挖凿出来的，有一个区域被认为是用来进行宗教仪式，因为壁上挖了一个祭坛，且具非凡的传音性，唱诗或唱歌都被回音扩大成超俗空灵的效果。
在祭坛上有一个大约为今日搅拌碗大小的凹陷处，连着一个延伸至祭坛边缘的细沟。在经历从罗马征服时起到几百年前对妇女的肆意虐待及压迫之后，最近在这地点上方有一幅画描写几个妇女被绑在木笼里，悬吊在碗的上方被烧死的景象。一旁的说明海报这么写着：“人祭！德鲁伊特的宗教仪式”。（恺撒在公元前五十四年企图征服不列颠群岛之后，记载德鲁伊特献人祭，将战俘装在很大的柳条笼中烧死。虽然这份报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德鲁伊特从罗马人学来的习惯，或是恺撒用来替自已残忍地扩充王国及杀害任何阻挡的种族或国家的辩护方法之一。）
无人确知德鲁伊特用这区域作什么，但我们知道他们被罗马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及后续的入侵者消灭，这些入侵者现在成为英国的主要人口。我们的女主人，看着祭坛区域，指出德鲁伊特人很可能将地球当成是一个女性及力量赋予者加以崇拜。他们的文化遗迹显示“大地之母”对他们是神圣的，女人似乎被高度尊敬，这在其他“原始”文化中相当普遍。例如。月经可能被德鲁伊特人当成每个月繁殖、生命及自然的循环，是值得庆祝和尊敬的事；而不像男性统治文化发现女人在月经期间是较无用的，认定月事是可憎和肮脏的。
看着祭坛中的碗，女主人指着它说：“我敢打赌，女人是蹲在碗的上方将经血排入其中，以作为宗教仪式祝福之物用，也许最高女祭师的经血，是她为部落所能做的最神圣献礼。这是为什么女人受到某种程度的尊敬，而让入侵的异族人认为是崇拜。”
这完全有可能。埃斯勒（Riane Eisler）和其他学者及人类学家指出，历史上极多崇拜女性或由妇女领导的文化和社会——有些比我们的西方文明还要长几千年——一直设法与邻居和平共存，直到被年轻文化的入侵者毁灭为止。
因此，回到人体细胞及人类是地球自然一部分的比喻，历史上，人属曾经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对环境的影响，和其他猎食者和清除者，从老虎到白蚁，所不可避免造成的一样。
年轻文化的冲击使人面临的选择有限
但于7 000年前，一种癌细胞开始蔓延。它其实是一种具传染性的文明，一种甚至现在当儿童遵行我们这年轻文化的故事与传统时，仍不断成长的癌细胞。
例如，我记得小学六年级时的一位同学丹尼斯。他是操场上、公园里和上学途中绝对的大王，他向同学强索午餐费，为展示体力而任意打人，更对胆敢挑战他的人，施以无情的拳脚。他可以说是年轻文化支配者在那小小的次文化中的具体象征。我们知道他是从父亲那里学来这种行为，因为他说，他父亲常以皮带鞭打他以为惩罚或取乐。
上学途中必须经过他家的我们，有三种选择；尽量躲避他、就让他打或者携带武器或去学柔道。最后一个选择对六年级学生来说，可行性不高，所以我们只好尽量闪避，但我仍然多次在大庭广众下得到屈辱的黑眼圈。
那些选择，基本上正是当健康的文化遭遇到暴力的支配性文化时，所有的选择。北美原住民起初试着与欧洲来的年轻文化的访客沟通、交友；等到发觉这些访客其实是盗取其土地与动物、杀害其百姓的窃贼、杀人犯和强暴犯，一些原住民便起而反抗。如此一来，他们便必须“效法船坚炮利”，采用与入侵者相同的手段，于是一些人就“感染”了支配者与侵略者的精神病，变成游牧武士和猎人者。
当两种文化一起生活并相互贸易数年后，若一方受到年轻文化世界观的感染，另一方所有的选择就是逃跑、死亡或为奴，或者也采用年轻文化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年轻文化会如此具有传染力的原因之一。
不过，仍然有一些古老文化的薪传者，可能在其知识、世界观和历史中，握有我们生存于下一个千年的凭借。
改变故事
我们仍可能改变我们对自我诉说的故事，我们仍有希望。这希望可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几乎都有的渴望看出来。
我们在“返回自然”的风潮中、耕作方式的改善中、生态露营/远足的广受欢迎中，甚至在打猎和钓鱼的“运动”舞台上，看见人们对与世界重拾联结的渴望。这联结的需求，源于百万年来我们在此环境中的生活，早已深植于我们的脑中。我们可以这基本需求为杠杆，改变人们所告诉自己有关世界的故事。
文化并非关于何为绝对或真实，而是关于一群人同意相信什么。文化可以是健康的或有毒的，滋养的或是残忍的。文化是由故事所构成的，而下一章即将讨论到，这些故事可以改变。在改变我们文化的故事中，可以为书中一开始到现在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找到解决之道。
4. 我们需要唤醒的记忆
“抢劫、杀戮、偷窃，他们称之为帝国，而被他们变为荒地之处，他们称之为和平。”
——塔西佗（Tacitus）（55？一120？），罗马历史学家
“金子最好；金子构成财富；而拥有金子的人可以在世上为所欲为，甚至可使灵魂升上天堂。”
——哥伦布，1503年给西班牙国王与王后的信
我们对老祖宗的记忆有如死灰，不再记得200代前相传的故事，那段时间似乎也不存在于多数的史书中。在被称为“史前”的真空里，我们几乎丧失了未来存活之钥。
我们怎么遗忘的？其他文明是否有类似的遗忘？要如何唤醒对远祖古老的记忆？
美国的学校教导学生，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意指那个时候欧洲人发现了美洲。
然而，北美与南美洲之发现远早于此，当然有史料详载的莱夫·埃里克松（Leif Ericson）和其他挪威人的探险队，以及有些学者估计，凯尔特人到达新英格兰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0年至54年，大约是在恺撒和罗马帝国首次入侵不列颠群岛，展开杀戮、奴役，与驱逐凯尔特人和其教士德鲁伊特人同时。
但甚至上述两千年前的登陆也不是人类第一次进驻美洲：那至少发生于1万年前，甚至4万年前。
现今许多古人类学家的想法是有三波横越白令海峡的迁移，l万年前的白令海峡是座陆桥。最早的一波迁徙显然发生在35000至40000年前，现在自称伊努伊特人（Inuit）的种族于此时定居北极，他们过去被欧洲人称为爱斯基摩人。第二波迁徒，可能在25000到15000年前把人们带到远在南边的阿根廷，产生南美的人口（这点仍有争论：有些人认为这些人在那时是搭船横越太平洋）。第三波迁徙大约发生在1万年前，造成北美的拓殖。
当哥伦布于1492年登陆伊斯帕尼奥拉岛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帝国（泛指欧洲国家，特别指西班牙。）的代表，去拜访另一个大帝国（印度）。事实上，那时就欧洲人所知，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是中国的明朝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他们控制一半以上他们之间的已知世界，并且控制亚洲和大部分欧洲的贸易和资源；因此关于哥伦布旅行的故事之一，便是说他去寻找一条不须经过土耳其控制的水域，或明朝控制的陆地，而能通往印度的贸易路线。如果他们能发现这样的路线，西班牙就可以避免支付通行费和税金给这两个大国，而大为增加贸易获利。（一种哥伦布时代的人认为世界是平的说法，乃为虚构：在当时学术界或航海圈，世界是圆的乃是几百年前就知道的常识。）另一种猜测是哥伦布其实是在寻找美洲——更明确地说，是寻找可以从美洲取走的黄金和奴隶——因为他出发之前，已有许多发现“西方那遥远而肥沃的土地”的报道，包括1460年葡萄牙人的探险，1375年至1491年间巴斯克人之旅，及1481年自英国布里斯托尔港出发至1491年回国，曾远至纽芬兰海岸之旅。并没有传说中的皇后必须典当珠宝，以资助哥伦布的装备。
无论原因为何，后来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发现，其获利乃是印度之免税贸易所无法比拟的：奴隶和黄金。哥伦布回国时变成惊人的富有。
这导致西班牙和葡萄牙寻找黄金和奴隶的狂热。30年内，至1520年，西班牙沿着墨西哥海岸登陆了许多军队，从土著那儿取走上万磅的黄金。
大约在那个时候，一位西班牙的征服者听到谣传，在南端很远处有一个大帝国，建筑物覆盖着黄金，人们的富有超乎想像，于是，1532年皮萨罗率领26O个佣兵抵达秘鲁海岸。①他带着62名骑兵和198名步兵登陆，登上安第斯山脉，前进至印加的卡哈马卡城，并求见印加帝国皇帝。印加皇帝来到卡哈马卡城，以为只是与访客和平的会面，但皮萨罗却挟持他和随从以要求赎金，数星期之后获得了两个房间多的银子和一个房间多的金子。（以今日金块和银条的价格而言，超过6 000万美元。）
这赎金让皮萨罗相信有关印加的故事有一定的真实性，因此绞死皇帝和他的副官，埋了他们的尸体，开始进军至库斯科，印加帝国山顶的首都。
他们见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一个未知于其他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世界，却拥有比中国明朝或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更多的人口，并且远大于西班牙。
印加帝国统治今日的秘鲁、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及厄瓜多尔，除了今日巴西的丛林和雨林，几乎涵盖所有的南美洲。印加人修筑一个道路网，包括长达4万公里以上适用各种气候的高速公路和道路，以轻易地在他们广大帝国里运输来往，这种道路网一直到汽车发明后才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他们的帝国下辖8O个省份，并且像罗马人一样，他们对统治的不同人种推行一种混合语言——Runa Simi为官方语言。
库斯科真的填满黄金。有巨型的广场、灿烂的喷泉、巍峨的行政和管理建筑物及庄严的神殿。黄金到处闪烁——居民戴的金饰、神殿和皇宫内外的整面金墙。而印加神的黄金雕像，特别是印提（Inti）——太阳的黄金神，更充斥整个城市和建筑物。
就像罗马帝国和其后之欧洲各帝国，印加帝国由知名的家族统治，这个家族人数少于4万人，却组成帝国中惟一的“印加人”——其他人都是农奴或仆人或村民。印加皇室家族约与欧洲皇室家族同时出现——介于公元600年到1000年间——而且亦如欧洲贵族，他们在公元1500年扩张并巩固其统治。
西班牙人认为，皮萨罗之所以有机会宣读他有名的公告，仅以260人便征服世上最大的帝国，并运回西班牙几百吨的黄金，仍是由于上天保佑。这是他们“上帝所命”的版本。
事实上，皮萨罗之能如此轻易征服印加帝国，是因为当他抵达库斯科时，有60％甚或90％以上的印加人已经死亡。
1520年西班牙征服者将天花传入墨西哥，造成瘟疫——土著对欧洲的疾病没有任何免疫力——像一把野火一般横扫整个中南美的原住民。至1524年，天花几乎已经灭亡巴拿马全人口，而一跃过巴拿马地峡就快速传遍南美，一路杀尽。②
1525年，最后一个印加皇帝Wayna CaPac和他的儿子、继承者及其他大部分家庭成员均死于天花。权力真空及社会、人口的大崩溃，致使皮萨罗在7年后来到这里时，对抗他的，只剩这一度强大的文明所留下的弱马残兵。
印加人留下许多黄金，尤其埋藏在他们多世代、精致的地下墓穴里。西班牙政府占领南美印加土地就是为了开矿。到了1537年，淘金潮随着上万西班牙人的来到而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西班牙国王在莫芝谷成立一个正式的炼金厂。这不是从矿石里提炼黄金（印加人已经如此做了几乎1000年），而是熔解几十万件从昌昌城壮丽坟墓里、辉煌太阳神殿中掠夺而来的黄金物品。他们把这些无价的艺术品熔解成金块，以利船运回西班牙，而国王的人监督整个运作、抽取20％的税。直到今日，寻找印加艺术品是住在南美前印加土地上穷人主要的地下工业（虽然不合法）。
“大遗忘”
澳大利亚人杰夫·佩奇（Geoff Page）及艺术家贝文·海沃德（Bevan Hayward）（他的原住民名字为 Pooaraar）出了一本漂亮的书，内有照片、诗及故事，书名叫《大遗忘》。此书名是澳洲原住民长久以来的一种用词，用以悲伤地形容由于200年来被迫与白澳文化同化，而发生在他们文化上的情形。最近，作家丹尼尔·奎因（Daniel Quinn）在《以实玛利》（Ishmael）及《B的故事》（The story of B）两本书中，使用这个语词，形容征服者和同化者的文化破坏并遗忘自己和被同化者的文化起源之现象。
今天一般南美人民，无论祖系，均对皮萨罗来到以前人们的文化和生活，不感兴趣，甚至不知道。印加人时代逐渐被遗忘；部分“史前”的事甚至不存在于秘鲁的历史课里，反而寄放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幽晦领域里。
印加人被征服，多数人死于天花或后来入侵者的剑下，他们的黄金和其他珍品都被拿走，然后他们被遗忘。
但那不是第一个大遗忘。
西班牙杀戮下幸存的印加人在1530年被询问时，他们说印加是南美第一个兴起的文明，太阳神印提将第一个印加男人和女人放在南美洲而后产生一个国家。他们知道族谱，知道谁是谁的儿子，可以一直回溯至最早的男人和女人。
虽然那是1530年一般印加人所相信的历史，但并不是该区的真实历史。例如，在秘鲁北部的高地，印加大概从公元800年到1500年掌权。
但从公元400年到800年，该区域是在玛卡霍玛瓜人的控制之下。
在他们之前，大约公元10年，雷夸伊帝国统治这个地区。雷夸伊帝国之前则分别有查文、科托什、华卡娄玛和加尔加达帝国。加尔加达帝国约于公元前2000年兴起。在加尔加达以前，还有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劳理科查人，和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8000年的吉他瑞若人。
他们全都被印加人忘记了，就像大部分现代秘鲁人忘记印加人一样。
甚至印加人在1500年前出现后，就有支配、高压及种族灭绝的文化。他们征服邻近种族并将其人民当作奴隶以建立帝国。他们的帝国是由一小群只占1％人口的上层阶级组成，他们控制了一半以上，甚或多达90％的国家财产。在这方面，他们和征服他们的西班牙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或是和现代的西方/欧洲/美国文化也没有不同，都是年轻的文化。
另一方面，有些逃过印加人猛烈攻击的古老文化的种族，仍存活至今。例如哥伦比亚的高基（Kogi）族仍视土壤、海洋、河川、森林和天空是有生命并神圣的，他们胆颤心惊地看着，1500年前印加人征服并统治各族与土地，也胆战心惊地看着，欧洲文化的后裔强暴地球。他们知道前有古人，知道地球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而且知道不论有无我们人类，地球都会继续下去。
记忆之美
我母亲对族谱很着迷。她追溯我们的祖先到詹姆斯·麦迪逊总统，以及10世纪的威尔士王子（在英国皇室征服威尔士并篡夺这个头衔之前）。我觉得自己与挪威有关，因为我的祖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挪威来到美国。当我读到母亲和其他家族成员发掘及整理而成的历史与家谱，我觉得有归属感、历史感和延续与扎根的感觉。我很好奇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何经由我的DNA和世界而回响于今日。我尽力研究他们的目标和想法，而这种种强化或促使我去质疑自我的价值。
历史感是人类必须有的，对健康的文化而言非常关键，这是为什么我们将历史课定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历史对自尊亦相当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黑人要推广以非欧洲式的观点来了解非洲以及奴隶的历史。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宗教或政治领袖都尝试改写历史，或在历史上刻上自己的地位（或两者皆尝试）。
但我们的历史观仍是特别的短视与狭隘。
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文化，都教导人——原始的希伯来族始于亚当和夏娃，和他们的儿子该隐与塞特。他们在大约5000年前被放在地球上。
《创世纪》的故事亦提及其他人类（“在挪得之地”），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们与他们的女儿婚配并产下后代。但因为这些人是其他族的成员，所以只稍微被提及。
这故事的说法斩断我们对其他人类的记忆，那些生活于采集者，亚当及夏娃，或他们种地的儿子该隐，或牧羊的儿子亚伯，出生之前的人。一堵记忆的墙，阻隔了所有那时代之前的事。
统治的年轻文化，只有在其成员相信自己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从第一个男人和女人延续而来，并且是被宇宙造物王选中来管理其他的文化时（这个假设隐含在前面两个假设之中），实行最为成功。
这样的文化会为保存上述的假设奋战到死，并且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不论是杀人，或在其他会对此信念有质疑的人民和文化中制造健忘症。
当我第一次拜访一个美国原住民的部落，我很震惊，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竟是将所有信仰他们自己宗教的原住民囚禁起来，一直到20年前为止。他们不准表演某种舞蹈，举行流汗小屋的庆典，唱某些歌，或以某种方式祈祷。被捉到进行这些“异教徒”的宗教仪式的人，就下监与谋杀犯和小偷关在一起。③”到现在，如宗教仪式中，包括了吃具改变精神状态魔力的植物，仍须下狱。这些植物，天然生长在他们的土地上，而且在欧洲人插足此地以前，本为其千年之久的宗教仪式所固有。
同样的，研究在哥伦布到达以前原住民宗教和文化的人类学家，特别是在南美洲研究马雅人的学者，遇到许多的困难。天主教教会颁令原住民为“异教徒”，因此西班牙人展开彻底的“搜寻与破坏”使命，找出所有艺术、纪录、庙宇、图腾或其他任何可使马雅人和其他民族记得他们过去并延续他们文化之事物。他们的语言被禁止，他们的宗教被谴责，凡说其语言信其宗教者则被处死。（当恺撒征服欧洲并毁灭许多种族时，他也做过相同的事。）
在美国，西班牙人没有机会做得像在中南美洲那么彻底，当我们的军人和移民在1800年代开始往西部迁移时，许多原住民部落仍保持完整。当灭绝美国原住民的计划不成（或被阻止），我们便厉行几世纪使他们失忆、失去自我认同的法令。这些计划有许多是由天主教教会主导的。至今教会仍在许多印第安保留区办学校和执行其他的计划。“当然，这并不只发生在美国。例如，在澳洲，一直到十年前，政府才停止将原住民儿童强迫带离父母，安置于白人养父母家，好让他们忘记原住民文化的策略。
由于统治文化这种教育平民的方式，现在一般民众几乎不知道这些事情。而所盛行的观念是：原始人就是……呃……原始的。甚至这个几百年来我们祖先使用在北美原住民身上的字眼，公开地意涵低下、饥饿、一组粗鲁的半功能社会技巧，简单幼稚的技术，以及可笑又天真的宗教。20世纪美国文化中最有名的美国原住民是小说人物Tonto，《孤寂的巡逻员》中英雄牛仔的伙伴。“Tonto”在奇里卡华人的阿帕切语中意谓“慢”。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一支独立美国原住民部队获准为同盟国参战，并被授予高阶勋章后，美国人在遇到仍旧过着古老文化生活方式的原住民时，才开始经历尊敬、罪恶感，甚至敬畏的感觉。
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人类学的文献或访问部落人民，你会知道，人类经验的深度，在“原始”和“现代”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两者皆有相同范围的情绪和表现，两者都有以标准和行为规范界定清楚的文化，两者皆有意义深远的仪式和宗教。主要的不同，在于“原始”人一般有较多的休闲生活，穷人较少，几乎没有犯罪（那些没有采行“白人的方式”的部落，当然没有警察或监狱），比较多样且健康的饮食，比较少退化的疾病，心理比较健康，和保有合作（而非竞争）、相互尊重（而非支配）、对资源之长期及可再生的关怀（而非为了近利剥削资源），及平等（人与人之间、不同性别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而非权力）为主要价值观的文化。
人类学家马克·内森·科恩（Mark Nathan Cohen）在他《健康和文明的兴起》（Health and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一书中，指出对过去3万年的人类化石记录的研究发现，只有从大约 100年前开始，农业种族的寿命才比狩猎／采集者及畜牧者长。
事实上，记录非常清楚：3万年前，成人男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11英寸，而女性是5英尺6英寸。农业社区的男人．从1万年到200年前，平均只有5英尺6英寸，而女人则缩到只有5英尺高。
3万年前，成人死亡时平均只减少了2．2颗牙齿，到了8 000年前的农业社会，变成减少 3．2颗牙齿，而到罗马时期，牙齿的衰退愈加厉害，一般人死亡时少了6．6颗牙。
这并不是因为人类越活越长：事实上，上旧石器时代的男性平均寿命33．3年，美国的衣业社会一直到1900年才赶上，当时其平均寿命也只有32．5年（从那时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展磺胺类药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展青霉素，主要是抗生素造成第一世界人类寿命的陡增）。一般而言，畜牧者和狩猎者/采集者吃得比农业者健康，饮食较多样，有较多适度的运动，而且过着与环境和邻居和谐相处且压力较少的生活。
就如福布斯指出的，我们称做“原始的”和“未开化的”人类所过的生活如此成功，甚至不需要警察和监狱，真的是很大的讽刺。从阅读他的观察后，我注意到可以用一种准确的方式来分辨社会资产的分配有多么不公平：财富越集中及社会统治者越为暴力，社会就有越多的监狱。
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事：“古老文化”的观点
与我们之“独立于万物之上并生而统治万物”的故事不同，古老文化对人类在造物次序中的立足点有不同的观念：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是用血肉造成的。我们吃相同的植物，我们与地球上每一个其他的生命形式分享相同的空气、水、土壤和食物。我们出生的方式和其他哺乳类相同；而当我们死亡时，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变成土地的一部分而滋养未来的世代。
◆与其他造物合作是我们的宿命。每一个生命形式在庞大的生态系统中有其特殊的目的，而都应该被尊重。每一个动物和植物有其特有的智慧和灵魂。我们可以和万物竞争，但不能任意地毁灭他们。所有的生命绝对和人类的生命一样神圣。⑤虽然为了食物而狩猎和杀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做这些事时一定要心存尊敬和感谢。
古老文化通常是合作者而非支配者。
有些人类文化并不参与破坏世界的行列。他们证明了破坏和支配并不是人类天性不可避免的部分。
在年轻文化于7 000年前出现之前，人类学的记录显示，没有一个文化相信自己与自然分离且优于自然。我们发现这些古老文化残留于世界各地的部落民族，如圣族（San）、高基（Kogi）、乌干达的依克（IK）族、纳瓦霍人（Navaljo）、霍皮人（Hopi）、克里人（Cree）及奥吉布瓦人（Ojibwa）——与周遭的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并视所有生命为神圣，其中圣族甚至都不能算是“石器时代”的人，因为他们从未使用石头器具，只有用木头作的工具；然而他们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一万年前（也许是十万年前），成功地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过活。他们是非常优秀的资源管理专家，因此留下很少遗迹。
他们的生活是永续的，并且与我们文化的故事相反，通常过得快乐而舒适。
当我们像几千年前一样地生活，我们便可享受从生到死的保障。部落照顾自己、彼此关心。如果任何人有食物，每一个人就都有食物；如果任何人有生病的小孩或残废的父母，每一个人就都有生病的小孩或残废的父母。这种社会的财富是以平安来衡量。如金钱的交易媒介物是不需要的，亦不可能存在有积聚食物或其他物品的想法，因为每一个人为所有人负责。我们古老的祖先过着自然界所有其他合作社会所过的生活方式，如狼、黑猩猩或草原犬鼠等：他们守望相助。
我们的祖先——就如你我的人，在所有大陆上的所有种族——在世界各地这样的生活，长达4万年至 20万年之久，看你相信哪一个人的考古学。
然后传统文化突然爆发了改变。在某些地区，人类离开打猎及采集的生活方式，开始尝试农业。这创造出更有效的食物生产，人口因此增加，某些人并因而得以贮藏食物：也就是“财富”的开始。（今天我们试图用金钱买到从生到死一生的保障，而那是我们部落祖先一出生便享有的，但我们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可以达到。）
然后一小群农人开始实验高压或强迫式传播福音的新文化观念，试图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其他人带入他们的文化之中。而且他们的神告诉他们，若有人不接受教化，就应毁灭之。在地球数以万计的部落中他们数量很小（大概不到一打），而这微小数量的部落却着手消灭、取代成千个过着永续、和平及与自然相连的生活的部落。他们离开伊甸园，开始建立统治的城邦，然后兴起帝国。
阶级差异及权力结构的诞生
他们是第一批受Wetiko，也就是我们年轻文化的起源所感染的人。因此，他们更有效率地增加他们自己的人⑥。他们掌握了更多的阳光。（我用“感染”一词是因为年轻文化有传染性；受年轻文化攻击的人选择有限，而那些生存下来的，多半成为年轻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这是有代价的。当圣族、高基、依克族和其他原住民也许每天只须花少于2—4小时，来采集食物和照料生活所需（到现在仍然如此），在年轻文化社会里，这种平衡却完全偏移，一般人为了生存必须工作更长及更努力；不过，那些文化中的统治者，却可以活得更奢侈并且工作越做越少。
因此为了那每天只工作一二小时的人，另一个人就必须每天工作4或8或10个小时或更多。如果没有开发大量的资源，或从别人那儿偷东西，为了一个人有十倍的财富，其他十个人只能有其十分之一的财富。社会和经济的阶级于是诞生，接着产生第一个政府以限制、决定和控制社会经济结构，并且帮助富人维持和增加其财富。
不论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政府——大部分是早期的王国——将年轻文化的价值灌输给所有市民，不管是富人或穷人。此时的权力经纪人将其百姓的意识“程序化”，就如今天我们的政府、教育机构及媒体所做的一样。
这是如何发生的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第一次Wetiko文化错乱，但合理的推测，很可能是发生在食物资源周期性充足的地方。举例来说，分布于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温哥华岛附近的特林基特人及卫达原住民部落，早在欧洲人到达以前显然就有热闹的贸易商业和蓄奴的行为。据人类学者的研究（他们仍可能受到西方偏见的影响）当地奴隶人口的比例一般为7%到15％，最高可能达到25％。为什么呢？有些人类学者推论，因为这个区域每年聚集两次鲑鱼，产生非常丰富但短暂的食物资源，因此这些部落发展出贮存鲑鱼（风干或盐渍）的方式来平衡一年的食物供给。这种食物平衡的方式亦能提供一整年更多的食物，如此一来当地可以喂养更多人口。事实上，这些区域一般部落单位多达几百人，而住在较内陆的狩猎／采集者的部落单位很少超过50到100人。很显然的，从人类在6万年前至4万年前首次抵达欧洲，一直到 1万年至5 000年前“文明”出现以前，相同的小部落形式广布于欧洲。我们现在仍可从欧洲仅存的原住民，即分布于瑞典北部的拉普兰人看到蛛丝马迹。
然而，除了喂养更多人，保存食物的能力也产生了另一种破坏文化的副作用：食物贮存造成首度的财富，那些擅长储存食物或偷窃存粮的人，变成拥有食物——财富的人。当食物短缺时，不论是个人或部落，都必须听命于有食物的人，才能获得足够的生存食粮。
储藏食物可能是人类离开自然的第一步。它造成人类和自然界的第一次分离，随之而来的，是以为自然可以被支配的自我毁灭的傲慢和信念，最后导致其他人也可以被征服或灭绝的想法。
文明的“奴隶”
公元1861年，马克·吐温坐火车和驿马车横越大部分的美国，并将他的旅程记录在《苦行记》中，发表于1871年。在驿马车的旅途中，靠近大盐湖的地方，他遇见一群说肖肖尼语的哥休特人，当时被白人叫做“掘食土人”。马克·吐温认为他们是“我所看过的最不幸的人”，并写道“（他们）不事生产，没有村落，也不聚集在一起形成明确的部落社区——一块毯子搭在灌木上以挡掉部分的雪，就是他们惟一的遮蔽处；却居住在我们国家中最崎岖、最寒冷、最令人厌恶的荒地。布须曼人和我们的哥休特人，显然是从相同的大猩猩、袋鼠、挪威鼠，或任何达尔文学说可以追溯到的动物而来的。”
甚至到今天，许多没有研究肖肖尼人或其他打猎/采集民族的人，仍和马克·吐温有相同的看法。多年来书籍和电影暗示肖肖尼人的生活一定是无尽的悲惨，一天又一天为寻找食物而挣扎；即使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如此地位的人也说，肖肖尼人的文化和宗教几乎不及格。
然而，马克·吐温、富兰克林和许多现代人都错了。如果当代文明最高的目标，是从糊口和片瓦的需求中解放，使人拥有休闲时间，得以思考人生的奥秘，那么肖肖尼人已经到达成功的巅峰。
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文明（城邦）是技术创新（如农业）的结果，可以让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有了自由时间以后，人们才创造出艺术、文学及宗教，并且探险宇宙。“原始”文化没有这些、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然而，其实这正代表两个我们最致命的迷思。
休闲时间
每一个对历史和现代文化的研究发现，一个文化越复杂及越有阶层性，身处其中的人越需要努力工作，而他们的生活也越忙乱。只要看看一般中层管理者一星期工作多少时数（大约60），又有多少家庭有两位每星期40小时的工作者，每星期贡献80小时来付贷款和养家。
在城邦中，“自由”的“休闲时间”只有极少数人才享受得到：即经济和政治的统治者。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并没有从事生产，因此生产者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为他们制造食物。
肖肖尼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平均每天需要2 000卡的食物热量。然而，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会随着食物来源迁徙，他们平均每天只花两小时去收集食物。当食物随着季节变迁而减少，他们就迁往他处。如果某种食物没有了，他们知道到哪里和如何去找到另一种。
多伦多大学的李理查教授发现一个有着类似结构的部落族群：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Kung族，每星期用不到15个小时（大约每天两小时）来准备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其他的时间他们用来玩耍、说故事并创作音乐。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约翰·耶伦，在另一个非洲狩猎/采集者的族群——霍屯督人中间也发现相同的情形。
文化的深度
与马克·吐温的推测相反，肖肖尼人有相当精致且富有意义的文化和宗教。大抵而言，他们未曾受过饥荒或瘟疫之苦。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舒服而快乐地生活了至少数千年之久，甚或有1万年，尽可能维持其所在沙漠及山区土地的清洁、纯净及生产力，并与邻居和谐相处。
当马克·吐温经过他们的土地时，肖肖尼人早已完成——有100O多年之久——另一个我们的领导者经常用以吸引我们的人类最高目标：根除战争；他们的语言中甚至没有“战争”这个词。
肖肖尼人在北美洲最荒凉的地区过着部落生活，人口密度大约从每50平方英里1个人到每100平方英里一个人。典型的部落单位是5到20人的单一家庭，他们以悠闲的步伐横越广大的区域。受到其他人（包括白人）攻击时，他们只是躲避。然而，被攻击的情形是非常罕见的，主要是因为肖肖尼人并没有聚集财物：除了他们可以带走的，他们没有腌制及贮存食物、矿物，或任何其他东西。在这方面他们并不穷：他们过得很舒适，家人关系亲密，食物也很充足。这可从一个肖肖尼人在其他人面前所能表现的最崇高行为看出：“给人他所有的”。慷慨，是肖肖尼人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反之，白人却借聚集和控制过剩的食物及财物来取得社会地位。
白人称他们为挖掘者，是因为他们经常挖地寻找根茎和食物。白人认为这代表某种农业知识上的愚昧，但事实上肖肖尼人对地上和地下环境里的生命有很深且丰富的知识。他们使用一根神圣的挖掘棒来挖出食物，这根棒子在制造和运送的过程中均有一定的仪式和庆典。如果要移动一块石头，他们会使用另一根不同的棒子。当肖肖尼人眺望整个自然界，她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可见和不可见生命的景观。这生命是她所熟知的，会呼唤她、跟她说话而且常常指引她。
肖肖尼人的文化充满仪式和规矩，引用他们的记事者，已故的彼得·法尔布（Peter Farb）的话：“每一项都复杂得像教廷和凡尔赛宫的规矩。”他们一生都必须意识到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的精神，注意与其他人的互动是否合宜，记住对家庭和部落人民的责任及过去的互动，并知道神圣和亵渎的场所，以便他们拜访和避免。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包括结婚、出生、死亡和青春期都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仪式。
肖肖尼人的生活绝大部分是平等的。领导权是一种咨询的能力，而且是靠能力来决定的。最好的猎人带领打猎，最有智慧和最有经验的巫医便是团队的医生，最好的食物采集者则带领寻找植物的行动。由于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会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领导者也经常更换。领导权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责任，而非“文明”人所认为的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机会。它是很重的负担，所以相当被尊重，而且常常由几个人来分担。它不是大家所渴望或汲汲追求的地位，而是整个部落加诸于最有能力者的一种“负担”。肖肖尼人领导权的流动性，令第一次遇见他们的欧洲白人特别困惑和惊讶。
今日一个艾奥瓦州的玉米农夫，一天必须生产1200万卡路里的食物，而只有2 000卡的“生命能量”花在生存上（而且是因为有石油推动的技术，他们才能做到这点），一个肖肖尼人每天却只须生产4 000卡的食物；这都是因人类学家所谓的“文化日常开销”所造成的。一个社会花越多的能量在创造不能吃的“事物”上——像教堂、玩具或生活空间——生产者就必须努力生产更多的能量。相对于我们庞大的文化日常开销，肖肖尼人的就相当的适度：成人多生产的卡路里大都用在喂养小孩和老人。
这也是为什么肖肖尼人很少遭遇饥荒：他们没有巨大而摇摇欲坠的生产及储存的架构。当一地区的食物供给变得稀少时，他们就迁移至他处。
在这些方面，肖肖尼人（像其他小型的部落民族）丝毫没有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度。没有人为另一个人“工作”或为另一个人所“拥有”，也没有人花时间去为直属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生产食物。他们每天贡献平均2至4个小时去寻找食物，剩下的时间就做—些休闲活动和庆典（这是全世界部落民族最典型的比例）。
现代奴隶
与部落民族比较，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说他们感到丝毫的“自由”：我们是现代的奴隶，被我们文化的“蓄奴者”把持着。他们使用一连串的事物，如银行房贷、汽车贷款、未付的信用卡账单，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还要付财产税，和许多其他形式巧妙或不巧妙的经济和文化压力，压榨你大部分的时间以为其所用。
因此，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会认识一些人使用镇静剂或酗酒。电视的耽溺已经严重到造成传统社会群体的瓦解，儿童迷失在痛苦和迷惑中，而且导致过去30年青少年自杀率的倍增。
身为奴隶时，不用言语形容，自己也知道这种情形。于是奴隶就会从逐渐加强的毒品、逐渐频繁的“娱乐”、精神错乱或暴力的行为上去寻找解脱。
我们必须开始教导孩子和人们，如何去寻找真实的历史，并鼓励他们去发掘真实的现在。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与过去重拾连结，开创更好的自我认同、集体的认同及集体的责任。
由我们是谁，及我们身处之世界地位的新认知来看，拯救世界所必须做的事，变得显而易见且有希望；若没有这种透彻的眼光，这些事将沉重繁复而不可行。
在探索这个领域中，我的结论是，古老文化的民族有很重要的教训可教给我们。事实上，那很可能足以拯救我们的世界……
注释：
①当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于1514年第一次登陆美洲大陆时（如同其他西班牙征服者所做的，包括哥伦布登陆海地），对站在面前双手捧着食物和圣物等礼物，面带不解的土著，宣读以下准备好的文告：“我恳求你将教会当作夫人，并奉教皇的名，以国王为这块地的领主，恪遵他的命令。如果你不照做，我保证，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和你们争战，我将使你们接受教皇和教会的管束。而且我将带走你们的人民、妇女和小孩，使他们为奴。我将拿走财货，并且对你们施以所有可能之邪恶和伤害的事。你们因此而死亡和受伤害将是你们自己的错，并不是国王殿下或与我同来的绅士们的错。”
②虽然要到100年后詹宁斯才发展出天花疫苗，欧洲人已经暴露在这种疾病下几百年，甚或有1000年之久，因此对天花有相当的免疫力。那些基因较弱者在很久以前大都死了，所以，只有3％到30％没有打疫苗的人会死于天花。然而印加人民从未接触过天花，有些专家估计，他们在1520年第一次受到感染，死亡率便高达60％到95％。
③早期的欧洲人相当害怕美国原住民的神力，包括宣称有造雨及其他控制自然界的能力。第一个在美国的英国殖民地于1587—1588年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厄诺克岛建立，并于此第一个欧洲人在美国土地上诞生（弗吉尼亚·戴尔），他们也在此杀了第一个原住民酋长。当英国人于1589年带着食物和民生必需品回到该殖民地，他们发现所有4O0个殖民者全部消失无踪，后来被称做“遗失的殖民地”。1607年，英国尝试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进行第二次殖民，第一年104个移民只有38个存活，而接下来的7年中，4800个移民饿死。为什么会这样？马修·特雷尔（Matthew Therrell），阿肯色大学的树木年轮专家，在研究最近砍下的一棵1000岁的柏树的年轮时，发现一个惊人的异常现象，并发表于1998年4月24日的《科学》杂志，在公元1000年到1997年只间，在东海岸且只有两次广大并使树木枯萎的干旱……发生在公元1587至1588年及1607至1614年。
④教会对于这些土地也有内部的权力斗争。1997年路易丝和我拜访希拉河皮马印第安人社区。从1700年起的旧地图显示，最早西班牙入侵者带着黄金离开后，该地区一度是“方济各会土地”，后成为“耶稣会土地”。
⑤甚至在此使用“神圣”的字眼也很困难，因为这暗示有其他的事物是“不神圣的”。在这些古老文化中，这样的区分并不存在。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事，是所有存在的核心。
⑥由于最早的福音文化在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希腊人（他们并没有传教）和罗马人的文献中对此有许多争论。罗马人最初并没有传教。这可在一些他们哲学家和领袖包括恺撒的著作中看出——罗马市民是“排外的社团”。但第四世纪初期帝国在崩溃边缘，君士坦丁大帝为了拯救他的帝国，正式地将犹太人的弥赛亚耶稣取代罗马一直敬拜的太阳神，并将犹太人敬拜的安息日（星期六）改成罗马人传统上敬拜太阳神的日子（星期天）。因着如此的策划，创造了一个（“天主教的”）官方的罗马教会，君士坦丁将传教的观念纳入罗马文化，这在保罗的书信中说得最清楚。虽然这绝对不是惟一采取传教的文化，却是记录得最详尽的一个。
5．古老民族的生活
“美国的使命是一种善意的同化。”
——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1843——1901）
从圣族（San）及高基（kogi）：注重社区与合作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无法与之分离
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是位于南非北端之卡拉哈里沙漠的！Kung布须曼文化。该族名字！Kung中的惊叹号代表其语言的一个发音，英文并没有这种音；它是一种短促爆裂声，借由舌头和口腔顶端之间形成中空，然后将舌头快速地拉下发声。该语言中还有三种英文字母无法表示的发音，这三种发音都是借由舌头拍打口腔前端，或口腔及牙齿侧边而发的滴答声或短促爆裂声。他们的文化是如此独特，虽然古老，却在其语言中包含地球上其他人类所没有的发音。
虽然大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都称他们为！Kung，但当他们这几十年来逐渐为人所知后，曾要求人类学家及语言学家称他们为圣族（电影《上帝也疯狂》将他们描绘得很详尽）。
圣族和其他过去数千年统治非洲的非洲人有种族上的差异。他们的皮肤偏黄色而非黑色，眼睛有点往上吊，仿佛和亚洲人有共同的祖先；或者，他们也许就是亚洲人早期的祖先。他们的头发像其他非洲人一样黑而鬈，但身材比较瘦小，通常不到5英尺高，且轻于100磅。
圣族的生活，最先由非洲南部的探险家及作家劳伦斯·范德波斯特加以记载。在其1961年《猎人的心》一书中，描述他们穿越沙漠中一特别炎热及贫瘠之处时，遇见一个大约只有12个成人和小孩的！Kung部落。范德波斯特和同伴们便猎取一些食物，帮助这些布须曼人继续向雨季正开始的“地平线上闪电处”前进的旅程。
探险家们花了一整天与这些土地漂移者一起打猎，为布须曼人的旅程准备足够的食物。而当这小部落离开时，范德波斯特和其同伴与他们挥手道别，但布须曼人只是笑着走开，一句道谢也没有。
一位从未遇见布须曼人的范德波斯特的助理批评，该部落似乎不懂得感激及关心。另一位了解布须曼文化的成员则回应说，给他人食物和饮水，只是布须曼人的一种礼貌和惯例；如果布须曼人发现有白人在长途旅行中挨饿，即使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存，也会立即分出食物和饮水，而且不期望感激。
其实，在圣族文化中，在没有食物的人面前吃喝是一种不道德。这行为令他们惊骇的程度，完全与我们文化中看见有人在热闹的街上脱裤排泄一样。
圣族人会说“谢谢”，是在打猎时，当他们决定要取走一条生命时。对每个被猎食的动物，在打猎时和稍后为这动物灵魂跳舞时，他们都告以“谢谢”。而且，只有在确定的食物需求状况下，他们才进行猎杀。
对生长于现代文明的我们来说，实在难以想像将这么基本的事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和文化。在路口，当我们停在一辆因红灯而停下来的汽车后面，我们不会打开车门跑到前面去谢谢他们遵守交通规则——那是一种人人都做的“当然”，没有必要道谢。向人道谢，意味着他们可以选择不这么做，而这么做只因出于善意。
但请试着想像一个喂养他人和我们红灯停车一样是自然反应的世界；一个不照顾他人就受到排斥或惩罚，就如我们闯红灯就收到罚单的世界；在那里对别人的照料胜于对自己；在那里把“要人怎样对待你，就先怎样对待他”的教导切实执行的世界——非出于努力，而只是日常惯例和社会的基本前提。
那就是圣族文化：古老文化的方式。
奇伯瓦（ChiPPewa）和克里族的故事传述者告诉我，他的族人相信，如果有人造访你家，你却未供给饮食，使他们饥渴着离开，而造物者若决定此时“召他们回家”，那么他们将在又饥又渴的情况下进入灵界。
“那人在灵界的情况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是他最后遇到的人，而那时你有机会喂饱他。所以当任何一个人来到我们村落或家里时，我们有责任供给他食物、水、遮蔽处及任何需要”
我们年轻的文化注重生产力和个人财富，而他们的古老文化重视社区。大部分“现代”人很难或简直无法想像一个社区比财富更重要的世界，然而那是目前全世界1％人口，以及你我的祖先们生活了10万年的方式。
1997年，13位研究者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将地球所有环境的价值加以量化：从计算路易斯安那虾的收获量，到人们愿付多少钱去接近湖泊、珊瑚礁或其他自然景点。他们的结论是，地球的自然地区价值约33万亿美元。
从有人想将地球标上价钱，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危险边缘上走了多远。这展示了地球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并且其价值乃根据我们可以使用的程度而定之心态。根据这种想法，“自然资源”只有在人可使用的状况下才算“资源”。
很多人有这种观点。从主张地球是自我稳定的生物系统，到争论需要有更多的原野来为露营者和徒步旅行者保留森林，这些人所暗示的信息，是我们需要拯救生态系统，因其直接或在美学上对人类有价值可言。
有人将太平洋岸的景致或亚马逊雨林惊人的生命力涂以诗句。他们说：我们必须拯救这些环境，这样我们的子孙才得以欣赏它们；我们必须拯救它们，因为那些树是地球的肺，而海岸是独特生命形式存在的地方，而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这些生物可以治癌。保存它们，以防有一天我们想要或需要它们。
然而当哥伦比亚古老的高基印第安人，面对南美的马德雷山脉，眺望一切生命的伟大母亲时，看到母亲虽然提供人们居所，但来自年轻文化的“年轻兄弟”正走在毁灭母亲的边缘上。我们的喷气式飞机像针一样，在天空来回交错地穿过她；我们用采矿设备挖进她的血肉，并撕下她的内脏；我们深深钻入她体内，然后用水井和油井流光她的体液；我们将煤灰、废物和尘烟丢到她的脸和身上。高基人曾派出使者，来告诉现代世界一个怵目惊心的现象：就是我们正在谋杀“所有生命的母亲”。
即使在年轻文化最高贵、最利他、最关心环境的状态下，年轻文化仍表现出很深的自我中心，即关心如果自然环境消失了，“我们”可能不能再利用它、欣赏它、或甚至敬拜它了。
在任何状况下，我们文化的世界观隐含了一个阶级性，一个好——比较好——最好，和坏——比较坏——最坏的阶级。不是大自然比人类好及高贵，就是人类高过自然，并负有征服及统治自然的高尚责任。只有好与坏的分类方式。
但是，有另一种看待自然界的方法。除了少数例外，古老文化谨守他们最基本的概念，即相信我们与自然界并无不同，也没有从其分离，或负责管理、或高过、或低于自然界。我们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对它做什么，就是对自己做什么；我们对自己做什么，就是对世界做什么。更进一步，没有所谓分开的“自然”的观念：它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它。
从卡雅波族：永续农业
卡雅波是说大格语的原住民，住在巴西北部的雨林。他们至少在那儿住了2000年，而许多研究者相信他们住了8000到1万年之久。那么长的时间，他们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不变……直到最近。
卡雅波族经营一种很有趣的农业形式，其理念是基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森林或田野取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并且甚至可以操纵森林或田野，以生产更多的食物和医药，但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伤害土地。
他们以所谓的“圆形围场”开始。先从森林一特定点，将10到20英尺区域内的树砍倒，并使每一棵树的树尖指向圆形地的边缘，由此产生一块覆盖着倾倒树木的空地，这些树木从中心向外放射，有如马车轮子的轮辐。
第一年他们在倒下来的树间种植豆类和根茎类，如木薯、马铃薯和地瓜。这些植物能稳定土壤，而且可以将氮和其他营养固定在土壤里。在成长季节结束之时，卡雅波人会烧掉树木，将灰烬洒在土壤上做为肥料。烧树不会伤到根类蔬菜，接着它们就可以挖起来储藏或食用。
第二年他们以圆圈的形式由空地中心向周围的森林播种。最需要阳光的植物，像红薯和地瓜，种在中央，然后再种喜爱遮荫的作物——玉米、稻米、木薯、木瓜、棉花、豆子和香蕉，一圈一圈地向周界推进。最喜欢阴影的植物种在最外圈。
在2至5年间，这块地都是以这种方式耕种，而且每一年就开发一块新地。最后，大约到了第7年，第一块地就不再做农业用途，使森林可以重新繁殖，新的树木开始在这块仍然肥沃的土地成长。当森林收回这块地的同时，许多作物继续在这块区域自然生长——特别是马铃薯和地瓜——并能收成许多年。在这块土地变回森林的第一个10或20年，会繁衍出莓子、草药和小果树，提供不同的食物来源。同时许多长出来的灌木和矮树丛，可以供小动物栖息，而卡雅波人便能捕猎这些小动物来补充粮食。20年内，这区域又再度成为雨林。
卡雅波人经营这种永续农业已至少2000年，甚或3万年之久，使他们在自称是“征服者”之种族屠杀凶手的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入侵南美以前，能够在巴西上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巨大的文化社会。
卡雅波族及圣族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多不相同啊！
6．社会架构下的权力与合作：城邦与部族
“每枝制成的枪炮、每艘下水的战舰、每发备妥的飞弹，都意味对那些饥而无食、寒而无衣者的行窃。”
“一个武装的世界，花的不只是钱，是劳动者的血汗，是科学家的才智，是儿童的希望。”
——艾森豪威尔（1890——1969）， 美国总统及五星上将
最近我听到一名自诩为先知的人，传扬因为他所属教派的神对人类的行径不满、愤怒，世界即将走上灭亡之路。“2 ／3的人将会死亡！”他大声疾呼。“瘟疫、饥荒和从天而降的火将杀死他们！”
我听完后浮出脑海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 2／3的人类突然灭绝，这会是场惊天动地的巨变，将很难找到足够的地方来埋葬尸体，恶臭与疾病的危险将难以想像。成堆的尸首将暴露在城市街头，有如 1350年伦敦暴发淋巴腺型瘟疫，结果造成一半居民死亡的情景。大纽约都会区（CMSA，人口普查局的名词，指都会及其邻近地区）将有超过1300万的尸体，人口数由2000万减少为700万；洛杉矶CMSA人口由1500万减为500万；芝加哥从800万降至约300万；9500万的墨西哥人变成只剩3000多万；意大利的570O万人减至190O万；中国的12亿人只剩4亿人。世界将因已死和将亡者而混乱，存活的也将被罩在梦魇中。
我脑中的第二影像则完全不同于前者，我大胆地想像，如果现存人口的 2 ／3死亡，剩下来的人口仍大于1930年的数目。如果那传道者的数字其实过于保守，而换作是5／6死亡，地球上的人类仍然与1800年（当时地球的人口分布已然相当密集）相若。想像一下，如果现存的人口去掉 23／24，结果仍然多过耶稣基督的年代，而那时的人口无论如何绝不算少。
枯荣、兴衰、资源滥用与匮乏的循环，甚至加上瘟疫与饥荒——对人口众多、以成长和消费为基础的城邦而言皆是正常。这在过去的历史中已屡见不鲜，见诸过去的大帝国，开始是地方性的，而后区域性，然后全国性。如有够多的国家一起面临这种状况，也会成为全球性的。
然而，上述的循环，在以本地资源自给自足的部落中却很少见。基本原因，就在于组织。
部落与城邦文化结构
部落与城邦是我们所知最基本的两种社会组织。
部落的组织已存在于人类的历史10万年之久：最小的部落单位是家庭，最大的家庭成员为50人到可能有上百人（有些群体自称部落而实为城邦，如现代非洲的祖鲁人，他们的组织像一个城邦而非部落，这点稍后详述。）
部落是历经考验而高度成功的人类社会组织。从人类历史的开端一直到7000年前，部落是整个地球人类惟一的组织形态。
直到1800年，部落形态的区域在全球仍占半数。
部落族群的结构
人们以部落为组织的型式已超过10万年，且运作得很好：它们甚至到现在仍存在。从今日部落民族之分析而得的证据显示，部落生活相对较无压力，更使人满足，比城邦生话有更多余暇，还有——也许最重要的——永续的维持。
部落具五种主要特质：
1．政治的独立。
2．平等的架构。
3．利用可再生、地方性的资源。
4．对自身认同的独特感受。
5．尊重其他部落的自我认同。
政治的独立
部落是政治独立的小单位，成员从10人到200人左右。
早期的欧洲移民在与美国原住民相处时有一些困扰，他们基于自身对社会组织的经验，期待找到层级式的城邦组织（诸如地方性的城镇，大一点的像邦国等等）却不可得。例如．移民们和30到50名人协商某种交易，并以为，这协商的结果可以适用到其他所有同一种族称呼的，或说同一种语言的原住民。但其实对原住民而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有数千的沙伊安族、阿帕切族，派尤特族，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政治单位。
平等的架构
领导者在部落中，是扮演顾问而非权力行使者的角色（也有例外，不过依人类学的记录显示很少）。
早期欧洲人侵者无法理解这一点：事实上，他们认为这是种落后的象征，所以找出部落的“酋长”或领袖，想着只要跟此人协商，而部落的其他人就会一体遵守。其实，部落的领导方式通常由一个委员会执行，而即便是这个委员会也是咨询性质多过发号施令。权力是由全部落所共享，资源也是。。
如以色列屯垦区运动所示，这种变化的社区自治在小型部落中相当成功；而之前的共产主义世界之城邦体制，则证明其不适用于大型城邦体制。现代人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以为部落中必有高阶人物，诸如巫师、巫医、教长、酋长之类的。其实，依据曾与未受城邦污染之部落往来人士的记录，可以知道那些具有那些头衔的人，与其他的人是平等的，而他们之独特角色主要为服务之义务，而非统治的权限。
利用可再生、地方性的资源
部落的食物来自于他们的居住地，如果供给不足，他们就迁徙，某些部落有固定的迁徙区域，在一地驻留数月至数年而后迁往下一地，让前一地有新生的机会。有些部落则长居一地或从事农耕。
在此有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地方性的”和“可再生的”。部落的人们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亲密的接触，并因而发展出强调自然世界重要性的宗教、社会、法律系统。（因为部落人们从长远的考量，去发展并节约使用资源，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不幸的——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因而引来城邦文化的掠夺。）
对自身认同的感受
部落的成员生而成为部落的一分子，部落便界定了他或她的身份。部落并不宣教，（对外尝试改变他族的生活方式，使其依从己族的方式。）不接受“皈依者”或“新居民”，并坚信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的神是最适合自己的。例如，一个阿帕切人，宁愿自称是一匹狼或一座山，而不会称自己是一个克里人。这是难以置信的事。民族中心观让他们感觉极好，确保部落单位的长存，是部落成功存在数十万年的原因。同样，人类社会的族群多样性也确保自古至今人类存在的强度：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强韧的，反之，单一族群（或在此的单一文化）系统是脆弱而易于在压力下倾圮的。
尊重其他部落的自我认同
虽然部落间偶尔出现竞争或陷入冲突，合作乃为常态，如在冬季赠与节和念咒等仪式所见一般。某一族或许会鄙视他族的社会、宗教或其他习俗，但少有历史记录显示会导致种族屠杀。他族，虽有不同之处，甚至可能兵戎相见，但不曾赶尽杀绝。毕竟，其他族群的存在也是有利的。彼此所产不同，可以互相交易。而遗传基因的不同，可透过通婚（常利用典礼仪式的时机或为贸易的一部分）来确保基因库的强势。此外，或许他族之存在，正提供一个“他们”来作为认同“我们”的一个对比。
虽然，族群间的冲突有时导致死亡，不过死亡数字通常不大，人类学者多年研究的个案显示，多数冲突并未致死。族群间的冲突，提供一个凝聚及维系内部团结，并强化各族独特性的功能。所以，冲突是对每一族的生存皆为有利的事件。
城邦文化的结构
大约7000年前，第一个城邦政治实体出现于世。从那时起，城邦文化有系统、有方法地将与其接触的部落文化消灭殆尽。这个历程到现在几乎已近尾声：本世纪所灭绝的部落数比历史上任一时期更多。单单巴西从1900年到1950年间，便有87个部族被灭绝。今日部落文化的人口数，仅占全球人口数的l％～2％之间。
我们文化的故事述说着部落的毁灭，是由原始走向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达尔文和赫胥黎含蓄地指出，部落的相继灭绝是自然的历程，印证了城邦型式的社会组织相对于部落型式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他们是“原始的”而我们是“先进的”，在物竞天择的历程中，他们的消失是迟早的事。同样的历程，过去已发生在成千上万种的动植物身上：如不能生存下来，就完全毁灭，而世界则向前更进一步。
不过现在，我们开始看到所谓先进的、阶级式的城邦组织先天的瑕疵。
因为城邦是阶级化的组织，不可避免地就有权力集中之情形。在年轻文化中（人类所有的99％），这样的结果，就是财富的集中和贫穷的存在。
浸淫于这样的阶级组织中，让我们以为自然界皆是阶级组织化的，而我们人处于最上层。这般的认定，让人类从事破坏“低等生命”的行为变得似乎有道理。
这种结构性的假定，使得人口失控地超过可承受的数目，伤害了大气层，危及食物与水的供给，并制造出我们的祖先难以想像的、更致命的细菌。
城邦在史上总会有兴起而主宰一切的短暂时光，而后崩溃。
相对于部落的特质，城邦有如下的结构与本质：
1．政治上的支配。
2．阶级的、清楚的统治结构。
3．以欺凌和征服取得资源。
4．吸收其他文化成为自我的认同。
5．以毁灭性的战争与他方对抗。
政治上的支配
城/邦/国/王国可能可以要求政治独立，在个人和家庭层级上，却无独立可言。家庭和地方社区等层级，乃受到城邦较大政治实体的控制。这创造出一种可见于企业、家庭、地方性社区和宗教组织的支配与阶级的心态，这些组织几乎总是起源于城邦，并为城邦的目的而设。
对生于旧时欧洲各王国的西方人而言，这最为明显。国王拥有所有土地、作物、动物、树林，甚至人，并使用政治控制。军队、警察、酷刑室和牢狱，强迫百姓献上生命或生产（这控制甚至涵盖人们最私密之时：如欧洲实行了1600年之久，国王或地方贵族拥有每位新婚妇女的“初夜权”。）
虽然现代的政治压迫，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程度，原则上却是相同的：百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服务支配他们的政府，而且必须经常性地奉献部分生命、时间或财产。
阶级的，非平等的
城邦的组织中最有权势、最具侵略性，或最富有的人地位最高；而无权势、财富或不愿侵略他人者则地位最低。因为有权且富有者集中并消耗越来越多城邦可用的资源，留给地位低者愈来愈少的资源，于是激发成长的需求，以避免社会的不安或暴动。因此可以说这种内部社会结构，是推动城邦不断扩张的引擎之一。
以欺凌和征服为基础
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城邦非常少见，因为它们很容易成为非自给自足者的攻击目标，较大者常仗势欺凌或起兵征服以维持扩张之势：在过去短短几代中，世界地图因此重划多次。由于城邦的阶级化之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他们必须取得外来资源以维持成长。当地资源用尽时，他们便起而攻击、征服或并吞邻居；如此继续不断，邻居越来越远，直到最后消耗整个星球…此时，城邦便开始崩溃，就如庞氏骗局或用尽初始资金的公司一样。
接近全球资源的尽头时，依赖不断的征服以维生的文化必然无法延续。
侵略式的宣教和有“吸收力”的本体
成长是城邦的最高指导原则。成长若停滞，城邦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崩解，或者被征服，抑或内部政变夺权。因为成长是如此的重要，他们便采取数种方法来扩张。
第一是并吞他邦的人民和资源。例如：一批批的奴隶从非洲被运往欧洲和美洲；欧洲邦国在征服另一个邦国之后，就将他们的“新臣民”置于统治之下；美洲原住民被征服，然后他们的资源就被欧美邦国瓜分。这一切的结果，是人口的膨胀，生产能力和消费的增加，以及更多城邦输出品的消费者。
城邦扩张的第二种方法是同化：将其他族裔的人转换成自己的人。宣教士说服部落人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很差劲的或罪恶的，并给予他们机会来“加入”（尽管是处于阶级的底层）城邦的文化/宗教之中。
部落的人从不宣教（要求他族像他们一样），这却是大部分城邦最主要的特征，并在历史上不断借由酷刑、集体灭绝（如见于十字军，宗教法庭，美国西部的征服，及南美和亚洲原住民的奴役），或来世诅咒的威胁（和行动）来执行。
与其他城邦的战争
由于成长乃为城邦求生存所不可或缺的需求，就必然会与拥有其所需资源的其他城邦发生冲突。虽然它们之间也许会有一段时间，维持看似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就像美国与加拿大），历史已显示这稳定时期不会太长，最终城邦自身的资源将供不应求，而必须向外寻求。它可能使用食物/金钱/资源为武器，美国超级市场70％以上的水果来自于第三世界即为一例证；或可能使用武力宣示其（或其代表、盟友）对土地、人民和资源的主权，如海湾战争之所见。
一旦城邦接触到战争，正如被wetiko接触的文化一样，其可能的选择就寥寥无几。通常只有变得和侵略者一样，精于战争，才能存活。
城邦可能是如何开始的
史前的某时，一位部落领导者违反了部落的世界观，或发狂了（以其人民的定义来说）。
这个领导者，违抗其部落与邻近部落向来合作的传统，计划去征服其中的一个并纳其人民为奴隶。或许，为取得部落成员的合作，他使用了与哥伦布相同的方式激励他们。他允许他的人民可以任意支配并强暴他们想要的外族女子，不管年龄，甚至驱使年轻女子为清洁奴仆及担任性服务。又或许他用皮萨罗式的手段——到达美洲时烧毁船舰，使怯懦者不能遁逃——以确保对其族人绝对的支配。
或许这第一个的Wetiko部落领导人，能为此提出合理化的借口为此辩护，比如气候改变使他的土地农作物歉收，或猎物的缺少，所以他的人陷入饥饿。又或许他说服族人，是神明的旨意给他这可怕的命令。不管如何，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和他的部落攻击并征服了一个邻近部落。
战争与种族屠杀就此开始。
在奴役或灭绝的征服过程中，他慢慢灌输族人对其暴力的恐惧。因为惧怕他，他们从其所愿，应其所求，不论是加入他的杀人队伍，贡献部分的农猎所得，或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为他付出劳力或成为战士。
以支配、惧怕为基础之领导型式就此开始。
从部落成员强取来的生产物或个人财物，增强了他的力量，他于是可以将剩余的财物分配给那些最亲近者，而这些人进而为他巩固及维系统治。
财富与资本利用就此开始。
接着他注意到了女人。因为将新生命带入世界的独特能力，女人在大多数的部落里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了解到这是他新的支配型领导的一大威胁。他针对女人数万年以来被视为神圣、并洒在田野或供作多产典礼之用的经血，声称它是“不洁的”
他指出，据神明指示，妇女在生产时所经历的疼痛是上天的惩罚。妇女是邪恶的、魔神的同伙，她们魅惑男人的力量。他颁令妇女必须加以控制、隐藏、支配。她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从平等降为男人的附属财产。而且当农作物歉收、有人死于疾病或自然灾害发生，就归咎于妇女，并认为这种灾祸皆因妇女的巫术而起。
性的支配与家族长阶级制就此开始。
他的族人们仰望夜空面对着大自然的力量——闪电、地震与野火——一致认为这一切皆由一全能的力量在运作，以其意志决定降临在个人身上的吉凶祸福。他告诉族人，神已选他当代言人。他祈求圣名与圣力，而且他有战胜的能力，这正是来自最强神明庇佑的证明。他禁止族人崇拜通过他代言以外的神，派出密探改变或铲除不顺从于他所代言神明的人。那些相信他的人，他允许其加入部落，只要他们宣誓效忠他与他的神。
侵略性与强制传教就此开始。
将人视为支配的目标，仅只是把自然界视为支配目标的一小步。一反他的部落所遵循数万年可永续的农业形态，他决定尽可能、不顾后果地榨出土地的生产。一旦土地枯竭，既然种族灭绝与奴隶制度皆是可用之工具，他必须也大可夺取他族土地。如有物种威胁到其食物供给时——狼吃他们的羊，或小动物吃他们的作物，或甚至昆虫——他也将竭尽所能摧毁这些“敌”种。
焦土式农业就此开始。
◆ ◆ ◆ ◆ ◆ ◆
全世界的部落史，被这因对权力之饥渴而疯狂，并杀戮邻邦的一帮人给搞得乱七八糟。有些部落成长超过正常的部落规模，并能取得较多之季节性食物来源，因此产生了财富与权力阶级，另一些部落则投入无法永续的焦土式农业生产，不是自毁就是被迫迁移。尚有一些部落相信他们的神才是惟一的真神，其他的不是假的，就是较不具力量。不过，这些变质的部落，没有一个曾起而征服已知的世界。
这是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些个因素不曾在同一地方同时出现。如果曾如此，支配型的文明在当时即已浮现。
直到7000年前，有一个人变成第一个支配者、第一个宣教者、第一个焦土农业推行者；而同时，因为至少三样被部落视为疯狂的个人行为集于一身，第一个城邦的建构者于是诞生。
由历史记载可知，此人也许正是统治中东肥沃新月地区的吉尔伽美什国王。但很有可能，他只不过是第一个创造我们文化的众多后继者之一；他只不过是略微调整此一新社会因素的综合体，以便自己能起而征服与摧毁他所知的整个世界，写下他个人的历史。
部落对吉尔伽美什国王及其文化承续者的莅临毫无防备。当新形态的社会组织接触到叙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维京人、土耳其人、匈奴人、欧洲大英帝国、德国、西班牙、法国、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来自欧洲的“美洲人”和“澳大利亚人”、印加人、班图人、祖鲁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的婆罗门人，还有其他等等…每一族群均被征服或转型。
许多部落缺乏足以处理战争事务的中央权力架构；他们缺乏某种职业分工以制造武器及构成常备部队；缺乏摧毁周遭任何竟争势力以谋取最大食物来源的意愿。
他们彻头彻尾未作准备。于是只得逃往更与世隔绝、更贫瘠的土地，直到逃无可逃，避无可避。
而那些没被杀尽的就被“同化”。
托拉查（Toradjas）部落的故事是个典型的例子。荷兰人“征服”了西里伯斯岛（现称作“苏拉威西岛”），而在那儿山顶住着称为托拉查的人，他们种植一种旱作的稻米，打猎，采集，以部落形态生活着。他们的经济体系，除社会好意馈赠与责任外，无金钱或其他象征交易的媒介物，且从不知什么叫饥饿。他们很快乐地在这种形态下生活，这种生活形态，甚至在荷兰第一次遭罗马帝国占领前已维持数千年，而他们也没想过要种植特定的农作物外销到荷兰，或为荷兰低地地主种植咖啡。
这对荷兰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状况，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势之下，“发展和进步是不可能的事”，并且除非迅速有所作为，这些部落人将必然停留在“原来层次”的原始生活形态。
于是，在1892年，荷兰政府派出一群传教士去摧毁部落的文化。结果，却是完全的失败。即使是对托拉查孩童提供教会学校免费的教育，也不足以说服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及生活方式。他们就是没兴趣购买荷兰人所经营商店里的商品，也不想为荷兰出口商业种植咖啡与稻米，或侍奉荷兰人的神。缺乏廉价的当地劳力，使此地的荷兰工业难以图利。
在经过30年教会的辛勤耕耘之后，荷兰政府采取了B计划。他们带来了军队，强制将托拉查人从传统居住的山顶迁居，并重新安置他们于低地。他们强抓托拉查男子做（名为征召）修筑道路的奴工。接着对每一个公民征人头税。为了应付这人头税，托拉查人必须到咖啡园工作。到了1910年他们就“改变了”，愿意送他们的孩子到教会学校就读，开始购买西方的衣物与日用品，抽烟与喝酒，也接受了基督教。虽然他们的死亡率蹿升，虽然他们用祖先已过万年的健康悠闲的生活方式，交换现在这种令人发狂、难以忍受的贫穷生活，他们却被荷兰政府宣称为“开化”。
相同的情节丝毫不改地在亚洲、非洲、澳洲，当然还有南、北美洲地方上演数千次。在某些时候，甚至有善心人士捐款支持遥远地区“拯救异教徒”的计划；例如，这些事正在巴西以及东南亚丛林快速蔓延，在那些地方，主张“开化”的人士所想要的，就是得到丛林的资源及原住民的苦力。
部落的第三种也就是最后的选择，就是抗战。如果他们不能逃不能躲，而又不想被“同化”，他们必须投入战斗。然而，这是尤其具破坏性的事，因为他们首先必须要采取敌方的文化。要组织有效率的军队需要一个层级化的社会结构、专业的分工和具支配力的领袖。同时，资源会以狂飙的速度消耗，导致生活品质的丧失甚至引起饥饿与贫穷。由这点来看，在第一发子弹射出之前，古老文化就已输了这场战争：他们变成了他们的敌人。
部落的人口
当我们审视部落与城邦时，发现一个有趣的形态。当城邦人口在历史上，如癌细胞般的除非遇到瘟疫或饥荒，否则不受控制或不能控制地成长时，部落的人口却能维持稳定数千年。我们曾被告知，这是因为他们居住环境卫生不佳或食物来源不稳定，所以有相当高的婴儿死亡率及较短的寿命。
最近的发现却显示并不是这么回事。
在抗生素的年代之前，部落人一般活得比城邦居民长久（指平均寿命），且有较低之婴儿夭折率。更进一步，将部落人的化石与早期城邦居民相比较，显示部落人较少蛀牙，骨骼较强健，较少有退化疾病的病征。多年来许多古人类学者皆称，农业革命与城邦的建立为“一个公共卫生的灾难”。
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在《心的史前》（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一书中，述及考古学及现代的记录清楚地显示，“……农业的开始带来了传染病的波涛，营养素质的下降，以及平均寿命的减少”。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发展农业社会？米森指出，虽然农业导致人类社会生活品质的恶化，它也“提供特定的个体获得社会控制和权力的机会”。就达尔文的天择论所提出的，进化对个体比对群体更有益而言，“我们的确可以视农业为某些个体借以获得和保有权力的一种策略”。
部落如何控制人口？
一项使现代人、城邦的住民，相信剥削者所宣称的，摧毁部落文化是“拯救”部落族人且对他们有利的说法，是人口问题。部落到底如何控制它们的人口，如果不是同类相食、杀婴、传染病或高婴儿夭折率？尽管我们的文化认为这些是他们控制人口的方式，其实不然。实际上，在现代发展中国家中，如墨西哥的人口，比任何被研究过的部落面临更高频率的传染疾病、婴儿夭折、自杀，营养失调和饥饿。而部落的人口相当稳定，数千年不改。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没人知道。
在《成长下的牺牲者》（Victims of Preogress）一书中，作者约翰·搏德利指出，部落控制人口的重点与机制，“尚未全然了解”，但肯定不是以上所列举的。大量出土的古老部落人民，尚无任何证据证实古代部落人有比“现代”大部分国家更高的杀婴或婴儿死亡率。他们的人口就是不会过多，没人知道到底为何。
有一个理论是繁殖力是食物供给的函数。虽然我们不曾以此种理论去研究人口，我们知道不论野生或豢养的动物，数量会成长到一个食物来源可承受的数目，而后稳定下来（池里的鱼甚至会成长到一个于池中生存的适切大小后停止生长，没有人知道如何会如此）。有可能是内在微妙的生理和内分泌回馈系统的作用告诉身体，外在是否有丰沛的食物或生活空间。当食物的来源降至理想的水准以下，内分泌系统于是触发减少精子数或能动性，或卵子的生育力，或甚至释放较少的刺激性欲的荷尔蒙和费洛蒙。
另一个理论与运动有关。在一份出版于1997年的研究报告中，发现57％的女性越野跑者有闭经的现象，这是一种月经停止正常周期而暂时丧失生殖力的状态。虽然闭经被现代医学视为一种运动引起的病情，而使用雌激素或其他荷尔蒙让月经能重回正常周期，在自然的环境之下，它可能是平衡部落人口之精巧机制中的一环。如果这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妇女，在过去500年的任何特定时间是不能生育的，我们也许就不必经历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口膨胀状况。相同的，一份1993年出版的研究报告发现月经较早开始（青春期的运动延后初经的时间）、更年期较晚，以及也许更重要的，月经较频繁的妇女罹患乳房癌与卵巢癌的机会较高。频繁的月经期，使她更常暴露于提高这类癌症发生几率的身体荷尔蒙中。经常运动的妇女，一生的月经周期数较少，因此较少暴露于雌激素中。
第三个理论，是尽管部落的人依我们的标准，在科技上是相当无知的，但在一些直接影响到生活的方面，他们则又常常远比很多现代人先进。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左右被现代科学家“发现”的数千年以前，部落人民早已经使用青霉素。
在1990年代于太平洋紫杉中“发现”泰克索（Taxol）的5000年前，他们已用它来治疗乳房癌。同样，许多植物，现在我们知道，含有能直接影响雌激素或其他男女荷尔蒙作用的成分。
例如，贞节树，已在欧洲使用了数千年之久，后又被希腊“异教徒”女巫医用来减低男性性欲，以免在雅典播种祭典中触怒生殖女神，以求谷物丰收。它的名称源自“hagnos”和“castus”，在希腊文中皆有贞洁之义。其他药草，如艾菊和芸香，都是有效的堕胎或宿醉药，直到本世纪初才广泛见于医药教科书中。所以，很可能因为他们具备很先进的自然药理学知识（如曾研究过的每一部落所见），而得以利用这些知识控制生育。
另有两个减少人口成长率的因素，在部落中很容易观察得到：母乳哺育和同性恋。
部落妇女以母乳哺育小孩3至5年是很常见的。在此一时期，身体会分泌荷尔蒙抑制月经和生殖力，想必是为预防妇女身体同时承受母乳哺育与胎儿成长的双重压力，而其结果即是有效又自然的节育。
当文化倾向鼓励大家庭——常是为了建立更大的军队——通常衍生出反对同性恋的宗教和文化禁忌，在不必培养很多士兵的部落中，显然没这类忌讳。如威尔·罗斯科（Will Roscoe）所著的《活出灵性：美国印第安同性恋者诗集》以及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所著的《灵与肉：美国印第安文化中性的多样性》中所详载，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人与行为，在许多古老文化中是普遍被接受甚至被称颂的。有10％到20％的人行非生殖型的性行为，对人口也有稳定化的影响。
最后一种理论指出，在大部分的部落文化中，女人的地位和权力与男人相等。（他们或许角色分工不同，但这些并无上下的阶级之分：他们在人际的权力与对部落的贡献是相等的。）因此，在这些社会中，妇女在生育过程中有相当的决定权，何时和如何进行性行为，何时和如何进行节育，等等。无疑在过去50年间，美国与欧洲的妇女的权力渐渐增强，人口成长率也相对降低。然而在一些天主教、印度教宗教气息浓厚的国家，妇女的地位就较低、权力也较小，人口过剩呈现爆炸的形态。有人认为这足以证明文化结构能影响控制人口的能力。以印尼的丹泥部落为例，大部分妇女选择于孩子出生后的5年内不要有性行为。在这些部落中，有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赋予妇女控制自己生育之权，这样的系统已运作达5000年以维持族群人口的稳定。
然而，不管他们如何操作，部落人口的稳定反映了其周遭环境可供给的资源。如同身体里的健康组织一般，他们只取其所需而不过度。其运作有如魔术一般，一种也运作在自然界其他动植物种类上的魔术。
城邦却因为持续不断的扩张和征服邻近士地，而有稳定增加的食物供给。因此，他们的人口无限制地成长，直到突然撞上饥荒或瘟疫的墙为止。这历程，从第一个美索不达来亚城邦伐尽林木摧毁生存环境而后经历饥荒，一再反复上演。
“但我们的国家很稳定……”
有些读者会指出一些例外情形，如欧洲某些国家的人口成长已趋稳定：挪威、德国和意大利等。这些及其他国家已成功地停止飞快的人口成长（大多借由避孕）虽为事实，但这仍未达可维持的水准。
这些国家，如同其他所有年轻文化支配性城邦，巨量消费比他们生产的还多的资源（请注意抽取或开采矿产或矿物燃料的过程是消费和摧毁而非“生产”）尽管西欧每人平均消费的能源低于美国，这些国家也只是处于相对的和平与兴盛状态而已，因为他们所能利用的古老阳光终将枯竭。另外，他们之能享有相当的稳定与兴盛，是因他们能继续说服世界上较贫穷国家的政府，让他们以货物换取当地的劳力，并被允许撷取脚下曾经属于部落民族的矿产与矿物燃料。
虽然此刻他们或许稳定，但因为所立基的文化故事使然，所有的城邦政府最终仍需面对固有的不稳定。像肿瘤或庞氏骗局，他们依赖不断的成长：当这些国家的GDP或GNP变为负值时，他们很可能就堕入无政府状态或起而攻击邻国。
这是因为那些生活攸关的元素之集中化：食物、能源、水、环境卫生和医药。在他们的想法中，集中化是好的，财富与权力是有利的，而且永远有个遥远的地方可以供给廉价的劳力和自然资源。
有些国家，如挪威，几乎已达稳定。生活好、知识高、犯罪低、贫穷少。但如少了采自北海的原油，挪威将无所依而终至耗竭。
无政府或部落制度
如果听了以上论述而以为我倡议废除现代的城邦组织，我绝无此音。
我们已走得太远，过了可回头的时刻。共产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支配型的文化改变其经济或政治系统，填补进来也不过就是另一个新型式的支配系统。本书不是为宣扬革命或无政府主义。
再者，我也并不暗示部落生活是完美的乌托邦。
虽然有许多部落的人们过着悠闲而舒适的日子，也有一些承受着困难、残酷与充满恐惧的折磨。虽然历史上不曾有过，能与城邦年轻文化所加诸部落人们相提并论的残暴、折磨和死亡（当然也不曾消灭他们），但是，在自然的无常中，许多人也许仍过得艰难和痛苦。
他们的生活是永续的，没错——但不一定是舒适的。
我并不建议非在回归部落制度或解构我们所谓的现代文明两者之间择一不可。
只是，我们必须对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制造出的情况之冷酷、清晰的事实，及其背后形成的原由，有所觉悟：
支配性城邦年轻文化视世界的一切为其潜在食物与物资。
我们会一直成长与消费，直到最后涓滴不留，我们的文化和生态系统将崩解，留下数十亿饥饿的人，污染的土地、空气和水，与数百万死绝的物种。
采用部分我们祖先的教训与世界观——他们曾在这星球上稳定地生活至少10万年——我们可以改变方向，并至少为这星球的部分地区，创造出永续的和可居住的未来。
注释：
①一旦明白了这回事，美国政府于是树立一种惯例，找上部落中的特定人——通常是会受金钱或酒精收买的人指定其为惟一可以代表整个部落的有权者。而后与之签署的协约即有了合法外衣而可执行。然后当其他族人不愿遵守协约，放弃自己的土地、矿产，或其余列于协约的物品时，他们就以违约为名义，施以残暴的镇压。这种惯例时至今日，那些想要原住民土地者，不管是印第安事务局，或美国政府其他官员以及大商社，仍旧如法炮制。
7．但是达尔文呢？不是胜者为王？
“我所了解，宪法之所以将宣战的权力赋予国会，乃根据以下之理由。史上君王总是将人民陷于兵荒马乱中，并使人民因战争而贫穷，却常高举人民福祉为幌子。我们议会知道，此乃君主的所有压迫之最，于是在他们所设计的宪法之下，没有任何个人能拥有将此压迫强加我们身上的权力。”
——林肯
“在海湾战争之前与伊朗外交部长的会晤，是总统无论如何决意要做的，得到了国会的支持……我想即使国会投票反对，我们还是会勇往直前……我不认为我必须得到国会的准许。”
——詹姆斯·贝克，前美国国务卿，谈论海湾战争之始
有人对本书中的理念提出争论：如果部落式的生活这么好，我们怎能征服他们？“胜者”不就代表“优越”吗？
最简单的回答是：“希特勒的生活方式优于法国与波兰人吗？”
欧洲人占领美洲的模范历史，使我们发现了一大片无知的野蛮人不知如何利用的“处女地”，或是说，因为我们较为聪明、文明，而且有枪炮等科技，所以征服了他们。
其实这两个观点均错了，在1620年清教徒在美国建立家园以前，至少有两次对美国这“蛮荒地”的入侵被成功逐退。虽有武力优势，欧洲人却无足够的求生技巧以生存下来。事实是，与印加帝国一样，疾病使得我们殖民北美洲成为可能，这事实不见于多数高中历史教科书，却详述于毋须经得克萨斯州政府审查的大学及其他书籍。
欧洲人已经暴露于天花数世纪之久，病后存活者都有遗传上的抵抗力，因此虽然天花与水痘、流行性感冒、淋巴腺鼠疫和肝炎等为欧洲人常见的疾病，致死率并不高。
美国原住民却非如此，欧洲人所到之处，他们动辄死亡，数以十万至百万计。清教徒登陆马萨诸塞州的前几年，原住民就已经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渔夫及海岸交易者进行贸易。这些人在原住民间大肆散播传染病，以至于清教徒于1620年定居之时，一位亲眼目睹此况的英国人库什曼说，存活的原住民不到5％，全村灭绝，遍地骷髅，少数幸存者逃往西方……带着传染病。
新英格兰地区90%到95%原住民的病死，在当时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throp）眼中，成了来自上帝的“异象”。1634年他写信给英国友人：“至于这些土著，上帝追击他们不遗余力，到现在仍流行的天花横扫300英里，极少幸存者。借此上帝显明了我们在此地的权柄；那些总共剩不到50人的土著成为我们翼下的臣民……”
此后十年，当欧洲人向西挺进，与原住民之冲突再起。清教徒牧师英克里斯瑟（Increase Mather）写到：“上帝用天花来结束争议，印地安人一村又一村地灭亡，一些村子甚至无一人逃得过这大毁灭。”最终，传染病追随原住民，从佛罗里达州到缅州，从马萨诸塞州到加州，为欧洲人之殖民“铺路”。
正如查尔斯·达尔文于1839年所写，“欧洲人踏处，死亡追击土著”。无论如何，达尔文适者生存（轻忽了传染病的角色）的观点，已成为我们告诉自己世界如何运行的故事，但是，存活于过去并不能预测在空前多变的未来也能存活。
只要看看数以千计走过长远历史洪流的物种却在本世纪灭绝，就可理解此点。要预测未来的需求，我们不能只向后看，还必须展望未来。
部落社会最高的价值是合作，合作乃为部落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欧洲人一上岸，他们就展示其作精神，帮助欧洲人耕种以及度过前几个冬天。
易洛魁人让詹姆斯·麦迪逊参与他们的部落会议，在此麦迪逊学习到存在千年之久以至于今的易洛魁联盟之约束法律，也由此看见了他们的合作。麦迪逊吸取了他们有关内部制衡、司法和立法分离以及选举代议的政府系统构想，并告知富兰克林和杰佛逊，于是这三人将这些构想整合入美国宪法。这三人在其著作中均曾大幅论及此事，而且富兰克林在1754年初试代议民主时，曾邀请42位易洛魁联盟成员参加奥尔巴尼联盟规划会议。他在其后的奥尔巴尼会议中说：“如果六个无知的野蛮部落可以组成这样的联盟，实施多年且仍然稳固，而类似的联盟却无法行于十数个英国殖民区，岂不奇怪？”
然而，这些早期殖民认为他们比易洛魁人更知道政府之事，虽然效法了易洛魁的两院立法、最高法庭以及对中央政府权限之界定，他们却对君主政体恋恋不舍。
曾经争论身为总统的他应该被尊称为“阁下”的华盛顿，就是那些推动在我们政府中加入行政首长或代理国王的一位。而且几乎所有移民都认为，易洛魁仅由女性选举或罢免代表（代表多为男性）的系统为一大错误，他们将此改为只有男性可以做这些决定。
易洛魁今天仍沿用的规则，明订所有重大决策（如开战、变更国土、与其他部落的关系等），应由代表交付给地方上的选民进行讨论、辩论和决定。然而当时移民亦决议将之忽略，创造出，现在每天这些决策都在不必咨询选民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合作而是权力。神施于人的权力；一群人施于另一群人的权力；男人施于女人的权力；对财产的权力（谁拥有什么，谁不准拥有）；人类施于自然界的权力。一切都是权力。
那么，以权力为至高无上的文化，会消灭以合作为最高价值的文化，也就不足以为奇了。然而难道这就表示奉权力为圭臬的文化较为优秀？能永远存在？甚至其存在时间能有古老合作文化的1％？
也许这些新达尔文主义者是对的，那些存活下来的文明的确较优越，但是，生存之战尚未尘埃落定，更尚未盖棺论定。人类历史是个实验，初步结果显示，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总是摧毁自己。
记得经过数万年的和平共存，一小群美索不达米亚人起而将权力与支配置于所有人与事之上；他们赢得战争，且人数增长，于是更为相信其权力的扩张证明了他们的优越、正确和其文化的恩赐。
但然后，他们也瓦解了。
当饥荒、瘟疫和受伤的土地逐渐褪入模糊的记忆，在其葬礼之灰烬上，另一群人再起而尝试，于是另一个文明崛起。然后，这个文明也崩溃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匈奴、奥斯曼、印加、阿兹克特……等等。
今日挥舞着权力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系统之化身，是否也将溃败归于尘土？是否最后剩下的只有部落民族？
是否真的柔顺者将继承地球？
如果我们周遭的征兆无误，那么很可能新达尔文生义者说得对……但是他们选错了优越的文化，至少以长期生存的能力而言。 7．但是达尔文呢？不是胜者为王？
“我所了解，宪法之所以将宣战的权力赋予国会，乃根据以下之理由。史上君王总是将人民陷于兵荒马乱中，并使人民因战争而贫穷，却常高举人民福祉为幌子。我们议会知道，此乃君主的所有压迫之最，于是在他们所设计的宪法之下，没有任何个人能拥有将此压迫强加我们身上的权力。”
——林肯
“在海湾战争之前与伊朗外交部长的会晤，是总统无论如何决意要做的，得到了国会的支持……我想即使国会投票反对，我们还是会勇往直前……我不认为我必须得到国会的准许。”
—詹姆斯·贝克，前美国国务卿，
谈论海湾战争之始
有人对本书中的理念提出争论：如果部落式的生活这么好，我们怎能征服他们？“胜者”不就代表“优越”吗？
最简单的回答是：“希特勒的生活方式优于法国与波兰人吗？”
欧洲人占领美洲的模范历史，使我们发现了一大片无知的野蛮人不知如何利用的“处女地”，或是说，因为我们较为聪明、文明，而且有枪炮等科技，所以征服了他们。
其实这两个观点均错了，在1620年清教徒在美国建立家园以前，至少有两次对美国这“蛮荒地”的入侵被成功逐退。虽有武力优势，欧洲人却无足够的求生技巧以生存下来。事实是，与印加帝国一样，疾病使得我们殖民北美洲成为可能，这事实不见于多数高中历史教科书，却详述于毋须经得克萨斯州政府审查的大学及其他书籍。
欧洲人已经暴露于天花数世纪之久，病后存活者都有遗传上的抵抗力，因此虽然天花与水痘、流行性感冒、淋巴腺鼠疫和肝炎等为欧洲人常见的疾病，致死率并不高。
美国原住民却非如此，欧洲人所到之处，他们动辄死亡，数以十万至百万计。清教徒登陆马萨诸塞州的前几年，原住民就已经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渔夫及海岸交易者进行贸易。这些人在原住民间大肆散播传染病，以至于清教徒于1620年定居之时，一位亲眼目睹此况的英国人库什曼说，存活的原住民不到5％，全村灭绝，遍地骷髅，少数幸存者逃往西方……带着传染病。
新英格兰地区90%到95%原住民的病死，在当时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throp）眼中，成了来自上帝的“异象”。1634年他写信给英国友人：“至于这些土著，上帝追击他们不遗余力，到现在仍流行的天花横扫300英里，极少幸存者。借此上帝显明了我们在此地的权柄；那些总共剩不到50人的土著成为我们翼下的臣民……”
此后十年，当欧洲人向西挺进，与原住民之冲突再起。清教徒牧师英克里斯瑟（Increase Mather）写到：“上帝用天花来结束争议，印地安人一村又一村地灭亡，一些村子甚至无一人逃得过这大毁灭。”最终，传染病追随原住民，从佛罗里达州到缅州，从马萨诸塞州到加州，为欧洲人之殖民“铺路”。
正如查尔斯·达尔文于1839年所写，“欧洲人踏处，死亡追击土著”。无论如何，达尔文适者生存（轻忽了传染病的角色）的观点，已成为我们告诉自己世界如何运行的故事，但是，存活于过去并不能预测在空前多变的未来也能存活。
只要看看数以千计走过长远历史洪流的物种却在本世纪灭绝，就可理解此点。要预测未来的需求，我们不能只向后看，还必须展望未来。
部落社会最高的价值是合作，合作乃为部落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欧洲人一上岸，他们就展示其作精神，帮助欧洲人耕种以及度过前几个冬天。
易洛魁人让詹姆斯·麦迪逊参与他们的部落会议，在此麦迪逊学习到存在千年之久以至于今的易洛魁联盟之约束法律，也由此看见了他们的合作。麦迪逊吸取了他们有关内部制衡、司法和立法分离以及选举代议的政府系统构想，并告知富兰克林和杰佛逊，于是这三人将这些构想整合入美国宪法。这三人在其著作中均曾大幅论及此事，而且富兰克林在1754年初试代议民主时，曾邀请42位易洛魁联盟成员参加奥尔巴尼联盟规划会议。他在其后的奥尔巴尼会议中说：“如果六个无知的野蛮部落可以组成这样的联盟，实施多年且仍然稳固，而类似的联盟却无法行于十数个英国殖民区，岂不奇怪？”
然而，这些早期殖民认为他们比易洛魁人更知道政府之事，虽然效法了易洛魁的两院立法、最高法庭以及对中央政府权限之界定，他们却对君主政体恋恋不舍。
曾经争论身为总统的他应该被尊称为“阁下”的华盛顿，就是那些推动在我们政府中加入行政首长或代理国王的一位。而且几乎所有移民都认为，易洛魁仅由女性选举或罢免代表（代表多为男性）的系统为一大错误，他们将此改为只有男性可以做这些决定。
易洛魁今天仍沿用的规则，明订所有重大决策（如开战、变更国土、与其他部落的关系等），应由代表交付给地方上的选民进行讨论、辩论和决定。然而当时移民亦决议将之忽略，创造出，现在每天这些决策都在不必咨询选民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合作而是权力。神施于人的权力；一群人施于另一群人的权力；男人施于女人的权力；对财产的权力（谁拥有什么，谁不准拥有）；人类施于自然界的权力。一切都是权力。
那么，以权力为至高无上的文化，会消灭以合作为最高价值的文化，也就不足以为奇了。然而难道这就表示奉权力为圭臬的文化较为优秀？能永远存在？甚至其存在时间能有古老合作文化的1％？
也许这些新达尔文主义者是对的，那些存活下来的文明的确较优越，但是，生存之战尚未尘埃落定，更尚未盖棺论定。人类历史是个实验，初步结果显示，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总是摧毁自己。
记得经过数万年的和平共存，一小群美索不达米亚人起而将权力与支配置于所有人与事之上；他们赢得战争，且人数增长，于是更为相信其权力的扩张证明了他们的优越、正确和其文化的恩赐。
但然后，他们也瓦解了。
当饥荒、瘟疫和受伤的土地逐渐褪入模糊的记忆，在其葬礼之灰烬上，另一群人再起而尝试，于是另一个文明崛起。然后，这个文明也崩溃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匈奴、奥斯曼、印加、阿兹克特……等等。
今日挥舞着权力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系统之化身，是否也将溃败归于尘土？是否最后剩下的只有部落民族？
是否真的柔顺者将继承地球？
如果我们周遭的征兆无误，那么很可能新达尔文生义者说得对……但是他们选错了优越的文化，至少以长期生存的能力而言。
第三部分 我们能做什么？
人类曾经知道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永续生活，而且现在仍有一些人知道。但在5000年的和平共存之后，支配与征服悄悄的如流行性感冒般在全世界散布开来，并在50个世纪中感染了整个世界。
现代文明完全相信，改善生活之道在于消费主义，并以人类的聪明操纵这部“自然机器”以为己用。虽然有大量反证，这两个年轻文化的孪生教条仍然被视为救世主。
例如，于1997年10月，美国木材工业与金里奇（Newt Gingrich）一同宣称，开放更多联邦林地（特别是阿拉斯加）给商用伐木业，将有助与纾解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因为树会变成纸、房子，而把碳固定。他们显然忽略了：纸和房子不会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氧，不会构成表土，更不会稳定土壤和水的循环。在近利的祭坛上和消费主义的偶像前，我们掠夺世界，陷下一代的未来于危险之中，而就连饱学之士也不知如何或为何会发生这些事。
但是，即使面临这些我们对地球甚至对我们人类（经由污染环境和其他种种）所做惊人的、加速的破坏，情势仍有转变的可能。新的生活方式就如大卫，屹立于政客与企业的歌利亚（非利士族巨人）面前，而古老文化故事中的小石头，很可能会击中年轻文化的前额，进而风起云涌产生新世界。
本书至此多在谈论不好地东西，会如何造成灾难（虽然比起有些书，本书是正面而乐观地），以及世界与人类历史何以如此。上述这些占了许多篇幅，因为这些事情持续了5000至1万年。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过去，才能改善未来。
现在来看看未来。从许多方面来说，答案非常简单且直接，只要我们看穿过去的谎言与谬误，以及学习不去听那催促我们追求控制与剥削的文明的鼓声，保持清明的眼与耳，以及什么有效和为何有效的纯净直觉，我么现在就可以朝着——至少在许多方面——对下一代充满希望与祝福之地迈进。
有你我都能做的明确的事，大多为简单的小事，与如何思想、看、听和感觉有关；有些则牵连较大、较为动态。
一切都从一个人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替代方案的存在开始。现在，那个人就是你，然后你可以把这份了解传给别人，别人再告诉别人，如此继续下去。
本书的第三部分指示出一个正面温馨的未来的新希望，你将学到用来改变你个人及周遭世界明确的工具、技术。内容归类为以下几项主题：
转化自己
◆ 有一个我们在其中是互相关联的“形态场域”（morphic field）——由谢尔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所定义，相似于荣格（Carl Jung）所指的集体潜意识——当每个个体开始改变思想和生活方式，我们的行为会产生回响并扩及世界
◆ 借此，我们可以找到能开始使用，并改变我们看待生活经历的新“故事”
◆ 足以转化全球的及播下光明未来种子的个人转化，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我们周遭及无处不在的自然有全然的敏感、警醒、察觉与辨明
改变科技
◆ 我们应开始利用剩下的石油来发展新的能源
◆ 为了转化地球与度过可能的困难时期，我们应学习不依赖电厂与其他的大企业
◆ 我们应马上进行保护（但非传统意识上的保护)，这样会减慢地球破坏之速
改变看待及利用科学的方法
◆ 最好的消息是，科学——似乎曾是破坏地球的一分子——目前告诉我们，每件事物的确相互牵连，而我们的思想，甚至微不足道的举动都有其作用
我们只要恢复与远祖智慧的联结就能有所学习
◆ 基于万物神圣的观点，我们祖先其实过的是所谓“心灵生态”的生活
◆ 他们教导我们觉悟生命的明确方法
我们可经由建立成功的社区来建造光明的未来
◆ 数以千计的新“部落”正在形成，这些是小型“有共同理想的社区”，其社区居民相互关怀并能永续经营
◆ 这些社区是地球变化过程中的光源和特优生活品质之所在
◆ 当你了解这些社区是如何运作，你就能与这样的社区连结，或创造一个这样的社区
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先都居住于小群体中，相互关怀，而且以永续方式取得所需。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或更适切地说，需要被唤醒。
1．新科学
我们的生活可谓是科学的产物。完全排斥科学，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地离开它，而马上回复千百年前的部落生活，是个天方夜谭。不可能，也不见得好。科技的确能提供我们许多好处。
其实有必要的是，把科学放在正确的方向。
我们要如何看待世界，甚至全宇宙？
我们年轻文化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牛顿、笛卡儿等还原论及原子论者的观点，认为世界只是一部机器。它虽然由许多环环相扣的部分所组成，但仍只是个机器而已。每部分最后均可分解至单独的零件，而且如果有部分坏了，是可以修复的。
上星期我的车因车祸发生故障，我请修车厂更换几个零件。工人拆开汽车再组装回去，而今天我将要去牵车。我完全相信今天取回的车会跑得和以前一样的好，甚至更好，因为工人会检查汽车，并做必要的调整与更新。
但是自然世界也是如此吗？
环顾世界，我们看到的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树、花、虫、鸟、兽、人。我曾经和许多现代医学院学生一样，相信这些和机器并无不同，就好像我那部汽车只要重组回去就能再跑。
14岁时，我利用暑假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研习生化学。我与实验组员决定进行一项雄心万丈的计划——杀死细胞再使其复活。
我们选了一种水生植物，它的细胞大到可以看见细胞核。我们先萃取一些细胞核内的物质，并把一种会把DNA溶解成核酸的化学物质注入一活的细胞核内，再注入第二种化学物质以中和前种化学物质，接着把之前萃取出来的DNA注入该细胞核中。
那个实验后来只有在教导我们死亡的细胞无法复活这一面，算是成功的。
虽然有弗兰肯斯泰因①（Frankenstein）的科学怪物，机器和生物仍有很大不同。
二者的共同性是，都具有本身大于各组成部分总和的复杂性。一堆零件和组装完成的汽车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它们的零件相同。区别乃在于零件的组织，即加于其上的系统或结构。
生物同样具有独一无二的结构，例如一只牛解体后的部分不会哞哞叫或走动。然而在解体之前，各部分以独特的方式组合，使牛成为牛。
所以，生物和机器间的区别不在于结构。
区别在于机器停止、分解、重组后，依然是相同的机器；动植物却不然，一旦生命停止，就无法复活。
当然有人会争论，这只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出重新启动生命的方法，例如低温学就是建立于这个简单的信念上；有朝一日我们将可以使拼装的或已停止的生命复活，但这仅止于信念，没有任何佐证。
所有证据都显示人和尸体间有基本的差异，这差异，与正在跑动的汽车和熄火停在路边的汽车之间的差异，天遥地远。这是因为机器是根据特定的系统或模式组成，而动植物的组织则是全然神秘的。这奥秘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在其生命终止时，某种超越结构的东西永远离开了。
许多科学家倾向于忽视我们不了解生命组成形式的事实。现代医学试图将身心贬为机器，却一再发现情况远复杂于先前的想像。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以来，对身体与心理间相互作用的缺乏了解，一直深深困扰着医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因此机器和生命形式的不同是：前者可以分解并组合回去，然而后者悸动着某种我们称之为“生命”的未知元素，当我们试图分解，它们就会永远消失。
这使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应该如何看待世界和包含世界的宇宙。当我们注视周围的自然界，看到机器了吗？树和植物是矿物质和能量的无生命结构吗？动物只是器官和身体各部分的集合吗？难道海岸、土地与大气等细微的生命系统是可以被停止，然后丢入必要的化学物质和氨基酸就能重新开始的吗？
第一个人类的观点
住在乡下让我产生一些有趣的识见。
去年我遇到一个美国原住民的女巫医。她说当她走入森林或田野，不只看到树、植物和动物，也看到他们的灵魂，听到、感觉到他们的意识。树告诉她，他们的生活、痛苦和喜悦；植物告诉她，什么有疗效，什么却有害于人类；动物教导她如何与大地和谐相处；而大地本身则以一种清晰可辨的女性声音与她谈话。
“原住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看待这块土地上的生物”，她说。“当你们白人抵达这里时，你们是瞎的，而现在还是瞎的。”
刚开始，我用“白欧人”原子论的世界观来解释她的话。她赋予事物人性，将自己的想法和欲望投射在其他生物上。虽然她坚持她说的是实际的情况，她并不是真的听到他们说话，而只是一种比喻。她不过是误解了自然的现象，例如她认为树在点头或表态，实际上那不过是风在作怪；或是将鸟类自然的地域性行为，看作是试图和她沟通。
然而我发现我正在做我假设她在做的事：将我自己的看法投射在她的叙述上。当西方科学以这种分析形式看待先民时，虽然我们宣称我们在评估不同的想法，这些评估都有如一种投射，一种信条与信仰系统的反射。
所以我走进家附近的森林。
我看着枫树和针杉，轻轻地说：“你们是有意识的生命吗？”它们在风里轻轻摇摆，远方有一只鸟开始唱歌，我可以闻到一股来自大地潮湿而清新的气息。
我好奇整个森林是否会这样回答我：“我们是活着的!”然而，我从放眼所见的生命形式上，接受到强烈的个体存在感。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只花票鼠，及我脚下充满微生物的泥土，似乎都在宣告自己的存在，就像交响乐团的各个音乐家，共同演奏出美丽的旋律。
我手心向外地举起手，想像自已的生命与森林融合在一起，心中充满接触到大地生命的感动。
这是一种不同的科学——第一个人类看到地球生命的科学。当听到第一位写到 wetiko的作家福布斯（Jack Forbes）告诉我“原住民不一定相信只有人类可以说话”时，我立即感觉接触到古老的知识，一种在我们试图把世界上每件事融入机械化的世界观时，被隐藏而遗失的知识。有如我们年轻文化曾经不相信地球是圆的，只因为这个观念无法符合现实，我们也因为不符合笛卡儿的世界观，而拒绝许多有价值的古老知识。
你自己来试试。在你放下这本书后，走入大自然，试着以感觉或谈话与周遭的植物和动物沟通。找出在你里面感到生命存在的地方，从那里延伸到其他的生命，再到所有的生命。然后从这个把所有生命视为神圣生命的地方，你可以开始深思熟虑其他为创造永续未来可做的事。
物理学发现意识
物理学家指出，物理学是现代科学的第一个学科。当医学仍然充斥着灵魂入侵身体的观念，而天文学与占星术无法区分开时，亚里士多德便开始探索基本的实体本质，建立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物体由小物体所组成，小物体是由更小的物体所组成……一直分析到最小的物体，亚里士多德认为那就是原子。
物理学总是领导其他的科学，因为其他的科学都是在处理“实体”的某些方面，而物理学的精神则是研究实体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化学没有物理是不可信的，生物没有化学是不可理解的，医学、遗传学或农业没有生物学是不可想像的，每一种科学最终都是建立在物理学的基础上。
同样，科学模式和科学方法的核心，也是从物理学的研究发展出来。所以，物理学——实体本质中心的研究——总是引领所有的科学。
目前，其他的科学似乎不是喘息着发愤追赶物理学，便是因物理学最新发现的牵连而颤悸。好消息是，物理学上的发现证明，我们与宇宙其他部分的连结，要比我们文化告诉我们的密切许多。
老实说，科学才刚刚赶上古老文化一直在教导我们祖先的事。
以简单的电子为例。当电子第一次被发现时，我们认为它是很微小的粒子，绕着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原子核飞行，而最常被引用的模式是电子行星绕着原子核太阳运行的太阳系模式。
当德福雷斯特②（Lee de Forest）和其他人加热电线（阴极）来产生电子云，然后用正电荷将它们形成一束（射线），再导引至某物体上时，这个模式便得到证明。电视屏幕上闪烁的影像，便是由电子流撞击屏幕内面的磷原子，使它们发光而产生的。这就是CRT：阴极射线管。
但有一天，科学家试图将电子流撞击一块放在涂磷玻璃之前、有两道缝的金属板，这实验所得到的结果令他们震惊，并且将物理学世界从头改写。
如果电子是粒子的话，电束应该有如快速移动的沙粒，从两条缝中穿过，然后在含磷的屏幕上，形成两条电子冲击线。然而，电子从粒子转为电波，像光和声音二样地穿过细缝，产生涟漪相叠的图形，有如两颗石子掉入小池子中。
“这是不可能的！”科学界大叫……直到这个研究以不同的方法重复过许多次。
更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后续的研究证明，当电子可以“选择”电波或粒子的形式时，它们总是选择成为电波……除非有人在看；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会快速地变成粒子。后来发现，若没有观察者，电子（和其他事物）的存在只是数学上的可能性，一种潜能，就如电影院的电影胶卷，是一个“潜在的电影实体”。只在有人看的时候——一个活的物体在观察时——电子才会从它们的电影胶卷匣爬出来，将自己以粒子的形式呈现在真实世界的电影屏幕上。
这在某些方面很像迈达斯国王③（King Midas〕的故事，他的愿望是将接触过的每一个物体都变成黄金。相似的，许多物理学家现在相信，每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事物都会变成实体（然而显然与迈达斯不同的是，一旦我们转开目光，“实体”就会变回机率）。谈论这个主题最好的非学术性书籍之一为《全息摄影下的宇宙》。这本书的作者塔尔博特（Michael Talbot）引用物理学家赫伯特（Nick Herbert）的话说，这方面的研究使得他认为，在他背后的每一个物体，都有如“极度模糊且不停流动的量子汤的（quantum soup）”， 当他转身观察的瞬间，天衣无缝地变成物质实体。
但这“汤”是从哪儿来的，又是用什么做成的呢？
在另外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发现，如果他们将一个次原子粒子裂成两半，这两半粒子会以相反的旋转方向飞开。然而，当物理学家让其中一个粒子穿过一条缝，它会改变旋转的方向，而另一个孪生粒子——那时已在几英里外——会同时改变旋转方向，以因应其孪生兄弟的变化。整个实验经过很谨慎且巧妙的设计，以消除粒子间任何沟通的机会。
科学家们再一次地吓呆了。第二个粒子并没有等到旋转方向的信息以光速传递给它时，才改变旋转——它是在比光速还快的时间内改变旋转；是一种立即的变化。
其涵义令人进退失据。例如，你试图利用光束和500万光年远的星球上的人谈话，那么从你闪烁信号开始，要经过500万年，那个人才会看到信号。以人类的寿命来说，这种沟通很不实际，即使是只有50光年外的星星（最近的星球），也是相当麻烦。
如果有一颗位置居中的星球，爆发出旋转的粒子（如同许多星球都会如此，特别是中子星），我们便可以立即沟通——好像在镇的两头使用电话一样（实际上，比用电话快多了，因为电话还是需要用电子，而电子的速度比光速稍慢）。理论上，我们只要调节分裂粒子的粒子流（即改变旋转），在广大空间另一端的人可以马上看到他们那儿粒子的改变。
当然一开始这似乎是不可能，爱因斯坦的基本原理之———物理学的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过光速。要以光速将信息传到500万光年远的地方，就必须用上500万年。在1935年爱因斯坦和两位同事一起发表一篇论文,指出虽然证据显示，有些事物的确比光速快，但在数学上应该是不可能的；显然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此被称为EPR（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矛盾说。
然而，丹麦的物理学家玻尔（Neils Bohr）指出，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在关于粒子的假设上，有一个基本的错误。
玻尔说，他们假定粒子是个别的物体，每一个都与其他粒子分开，且每一个都单独存在。玻尔质疑，如果两个粒子——即使相隔几百万英里——是原始分裂粒子的两个部分，而且它们并未认定彼此已经分离呢？再者，既然它们是一个整体的部分，那么当一个受到影响，另一个是不是也会同时受到影响？
当实验重复地证明玻尔很可能是对的，其对爱因斯坦的数学和评论的解释，被称为哥本哈根解释，而他形容的现象叫做非地区性现象或非地区性，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量子物理的基本原理……虽然他暗示时间和空间和以前我们所想的大不相同。它们比较像是某种宇宙思想观，而不是某种宇宙的物理实体。
最近，谢尔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指出动物常有非地区性的行为。在1930年代，当英国有几只鸟学会打开送牛奶人留下的牛奶瓶盖，突然所有欧洲的鸟开始表现出这种行为，传输速度快到不可能是一只鸟飞到另一个地方教那儿的鸟……而且英国海峡增加了阻隔，因为这些鸟不是候鸟，他们比一般的麻雀还小。这立即分享远端知识的现象被谢尔德雷克称为形态共鸣（morphic resonance），其暗示人类的行为方式可以和爱因斯坦与玻尔的次原子粒子相似。
你每天都在改变这世界
30年前，我与一位背离苏非教的老师在旧金山盘桓数日。他曾描述对轮回的看法，我认为那是一种有趣的比喻，可以用来形容形态共鸣和非地区性如何表示我们在持续地改变世界。
当我们死了以后，意识会融入他所谓的“宇宙汤”（the cosmic soup）中。我们所有的想法、梦想、恐惧、经验和一切事物都会进到汤锅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宇宙蔬菜炖牛肉，每个人都和他人混合在一起”。他说，当一个新的婴儿要出生时，“宇宙厨师”会拿起他的汤勺，从宇宙汤锅中舀出足够填满一个人身体和灵魂的汤，然后倒入新的婴儿中。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念，我对它的正确性其实没有任何意见，然而我特别喜欢它衍生出来的意义：“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汤，我们有责任使汤更快乐、更明亮、更有味道。我们想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行为最终都会成为汤的一部分，然后再倒入我们的后裔中。所以我们的行动、思想、言语——甚至看起来最不明显的事物——都很重要。”
但反观爱因斯坦、玻尔和谢尔德雷克的著作，便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等到我们死后才加到汤里？”
其实，所有从物理学、心理学到常识的证据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今天或你正读这字句的时刻，都会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
默默行小善
那么我们从何开始？
许多人看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巨大狰狞，感到沮丧、沉重，或者无动于衷。他们通常都会放弃。
但微小的慈悲行为，也能在精神上和文化上产生很大的力量。其回响远超过多数人的理解，而且它会启动一种“形态共鸣”的过程——以一种文化传染的形式——激发出拯救我们星球所需要的上百万的小努力。
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在时尚的流行、笑话的传布及意识的分享等形式中，见识到这种现象。在某些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相互联结在一起。当你救了一个生命——即使是虫子或小草——你已将生命之拯救散播于空气中。小小的善行是一个人可以参与，且最具转化力的精神活动。
一位克里族的故事传述者和教师告诉我：“根据我们的传统，从创造之始，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时，造物者会交待每个人当天的四样工作。第一，我必须至少学习一样有意义的事；第二，我必须至少教导别人一件有意义的事；第三，我必须替人做一件事，而且最好不为人所知；第四，我必须尊敬所有的生物，这样才会把这些事传遍全世界。”
例如，全球大部分的塞勒姆儿童村（世界各地的受虐儿社区，由米勒（Gottfried Muller）于1957年首创）都养马。我了解塞勒姆德国总部的马有很多年：我曾看过马术表演，也喂过它们。每天傍晚我的导师米勒与我在塞勒姆的招待所共进晚餐后，会一起走到马厩去喂它们吃苹果。但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些马从何而来。
由于米勒不常谈到他做的“善行”，这故事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传开。他曾经在一个火车站，看到一辆从捷克开来满载马匹的火车，那些马是要运往德国的香肠工厂。于是，他便询问可否救下它们。香肠公司同意卖给他一些马，而那些马就成为塞勒姆最早的马匹族群。
以前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塞勒姆的马对小孩和访客这么有吸引力。现在我相信，这可能与米勒拯救它们的默默善行有关。
1997年10月有一天，我和米勒正在吃早餐。米勒虽然是一个忠诚的“独立基督徒”（他不参加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但很喜欢使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隐喻。他说：“你知道，在善与恶的天平上，痛苦、折磨和邪恶总是比较重的一边。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邪恶有许多不同的力量，能引起战争、制造痛楚，甚至创造类似奇迹的事；但有一种能力是撒旦没有而我们独具的。而且，因为他无此能力，即使我们只将其使用在很小的地方，都能使世界天平善的那一端增加相当大的重量。”
“那是什么能力？”我说
“Barmherzigkeit！”他说。那是一个德国字，意思是出自同情心的小善。
你的行为、言语，甚至思想，不管有没有人知道，都会对精神世界和真实世界有强烈的影响。我们就像迷你的无线电发射机，把所有我们此时此刻发生的事都发射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收容中心和塞勒姆社区是如此重要：他们是精神灯塔，放射出他们制造的精神之光至真实世界中非地区性的形态场域。
不论世界上的问题看起来多么势不可挡，你还是有影响力，即使没有人知道你所做的事。
如果你直接与所有实体的根源连结，那么你可以多么有力地帮助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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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科学证明了一些以前不被承认的事：宇宙的生命本质和所有事物互相关联。从我们企业主导文化的入侵和分歧回头，寻求我们及自然间的神性，我们可以发现生命的力量、目的和深意。从这里，从此新基础，我们可以清楚看出Wetiko支配者生活形态的疯狂，而且当足够多的人看出这一点，我们便可扭转现今人类正依循的破坏之路。
但要多少人体认到这点才够呢？
我最近收到一份从自称“爱战胜一切”的组织寄来的传单，上面宣称只要8万人就够。他们主张人应该从意志上的颂咏来对抗任何负面的事物，因为“只有爱可战胜一切”。当我询问该组织的成员，也就是《不用织工的网》和《意图的激光》等书的作者格雷（Victor Grey），他们如何得到这个数字时，他写信回复我：“物理学家告诉我们，根据波的加成定律，同相的波遇在一起，波的强度会变成每一个波的强度总和的平方。也就是说，2个波加在一起的强度是一个波的4倍，10个波的强度是100倍等等。既然思想是一种能量，而所有的能量都以波的形式呈现，我们相信在创造分享的实体方面，8万人想着同一件事，会和世纪末居住在地球上的64亿人（8万乘8万）混乱随意的思想一样有力。因此，相信爱的8万人将足以改变地球的现实状况。”
想法是人类世界最有力的武器：每件人造事物均是由想法开始的。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想法——支配的想法——因此几百万年来人类合作的想法也可被唤醒或记起。
如果你每个月和一个人分享这本书的想法，而每个月他又和另一个人分享这些想法，这些思想可很快地传送到全世界。稍微计算，会发现不到三年每一个人——超过60亿——都可听到这信息，看到并感觉到更好人生的可能性。
不管数字是多少，人类互动有一种相乘效应。越多的人相信某种方式，越多的人会更容易去相信这种方式。越多的人行善，就有越多的人会倾向于行善。越多的人转而寻求和平与神性，越多的神性与和平就会被发掘。
注释：
①弗兰肯斯泰因，一个创造怪物而自己被它毁灭的医学研究者。英国女作家 Mary W. Shelly在 1818年所著同名小说的主角。
②德福雷斯特（1873—1961），美国发明家，先后发明三极电子管、无线电极、有声电影和电视等，有“无线电之父”之称。
③迈达斯，希腊神话中的Phrygia国王，贪恋财富，能点物成金。
2．改变世界需要有新故事
有些人指着海底的“可燃冰”（甲烷水合物）、受控核聚变技术和氢燃料电池，认为这些是我们未来的救星，说“当石油不够时，我们就会找到替代能源。”
他们也许是对的。
然而即使如此，这些所谓的解答，最多只是拖延不可避免情形的出现时间，最坏的情形甚至可能导致大灾难。因为它们仍基于相同的故事/谜思——人类的目标是支配和征服地球，消费具有高而确定的价值，以及人口增长是件必要的好事。
无论我们有多少石油，这套年轻文化/支配者的故事只会使我们去撞上一堵墙，苏美尔人、希腊人、罗马人，及许许多多隐入历史的人曾遭遇的一堵墙。
即使地球可以无限量地提供能源，地球的大小和可以维持的人数仍是有限的。这个极限已经到了，从许多生物的绝种和广布环境中的毒性物质就可得知。再假设我们可以移民至火星或月亮，只要仍把持着消费、支配和无限制人口成长的文化，我们躲不掉那堵每个城邦、每个历史上的年轻文化曾撞上的墙。
我们必须有全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改变，最后我们或下一代会被迫改变，并可能徒增痛苦与困难。
而个人以及文化的“新故事”，是改变的必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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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长的文化，我们在该文化中的角色、家境与长幼次序、种族与性别以及社会地位与财富，都在影响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定义也限制了我们对真实的体验。
因为那些故事源于思想，所以完全是个人的，而且每人的都或有不同。它们是如此强有力的生命经历的中介，可以让我们乐或悲、强或弱，甚至生病或健康，它们改变了脑与神经系统运作的方式。
试想两种人在游乐场将坐上云霄飞车的例子。
比尔看着云霄飞车，告诉自己即将来到的乐趣，他内在的故事诉说着：腾降翻转、高速与强风是多么刺激，这实在是要好好享受的时刻。因着这正面的故事，当比尔乘坐着云霄飞车时，脑部会产生啡肽（endorphins）和“愉悦”的神经化学物质，整个身体的神经系统都对此产生正面与健康的反应。于是当他步出这趟云霄之旅时，他会感到振奋、快乐和放松，就好像刚破赛跑纪录似的。整体结果是他的免疫系统有效地活化起来，使得身心都比乘坐之前更为健康。
而相反，萨姆看着云霄飞车从陡坡上疾降，在急转弯时摆荡，觉得十分危险。他提醒自己有人因此而死，如前几年飞车脱轨及有人心脏病发或中风。因此，他的脑部就指挥内分泌系统制造可的松、肾上腺素和许许多多其他抗压的荷尔蒙。当结束时，他已耗尽养分来抗压，消化系统失灵、血压及心跳上升，身体的紧张甚至可自能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同样的云霄飞车，却有多么不同的故事。
有关文化上孰真孰假的故事，自我们一出生就紧紧包住我们，很少受到质疑。
例如，住就北美的欧洲人经过数百年才开始对蓄奴是对且好的文化提出严正的质疑。毕竟，圣经里宽恕了奴隶制度，而且蓄奴可溯及我们现代文化故事中，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吉尔伽美什。
因为美国殖民文化将非洲人认定为“次人类”，而杰弗逊、华盛顿和麦迪逊等人是生于这个文化故事中，所以无人想过去质疑它。它只是事物的现况、当时的实际。
主导的故事可以而且也在改变，真实接着改变
两代前，大多数美国文化认为种族隔离是正常且合理，之前的白人告诉自己，黑人是劣等种族，种族隔离是对黑人好的慈善制度，不但黑人喜欢，而且与自然律及《圣经》教训相符。
这“劣等”黑人的故事在1950年代的公民权运动中，受到第一次严重的挑战，在帕克斯（Rosa Parks）和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等人的努力下，白人很难再相信这套故事。当够多的人相信新的故事，我们文化便“转向”了，于是黑白平等和机会均等成了主流的故事。
当然，在文化转变时，总有旧故事火焰的维持者，仍有德国人认同希特勒，仍有美国白人（甚至黑人）主张种族隔离。但由于这些观点属于非主流故事，以其为生活中心者便被称为次文化或异端，且常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种族隔离者或三K党的标签。而在1935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好美国人”，而这些观点也被当时的主流人物如林德伯格（曾公开赞扬希特勒）和亨利·福特（发行一份公然反犹太裔的报纸）所信奉。
上述的重点在于所谓真实的理念、立足行事的基础以及生命之舵都由故事构成，而故事可以而且的确与时俱迁。
当文化故事刚开始转变时，新故事的先驱会被视为古怪、奇特或异教徒。1960年代的南方州长以喷水和警犬对付争取公民权的示威黑人；罗马人用早期基督徒来喂狮子；革命战争之前，在英国报章和许多美国人口中，华盛顿和杰弗逊被称为不适任和不满分子。
但当到达关键数目后，故事便会改变。容格推测，这是与集体潜意识有关的过程；谢尔德雷克称之为“形态场域”；布罗迪（Richard Brodie）在他的《心的病毒》（Virus of the Mind）一书中指称，如果这些新的文化故事的传染力够大，新的文化故事最后会感染整个文化，并成为该文化一部分的共同观点，结果文化本身将与人一起改变。
所以，我们来检视更多的“新而古老”的故事……
3．接触神圣
记得我5岁那年的夏天，父母刚买了一张吊床放在后院。我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躺在吊床上，眼里看到的是深蓝的天空飘着细薄的白云；鼻里闻到的是被吊床绿色金属架挤压的青草新刈后发出的香味；皮肤感觉到的是绳子透过衣服顶着我的背和对双腿的直接压力；耳里听到的是后院树上小鸟的鸣唱，我还记得一只鸟一直重复着三个音符的旋律，其他则随意啾啾。
我注视着天空，注意到视野内有小点随着眼球的转动而跳动。然而当我定睛于某一小块云时，它们也逐渐沉静下来。微风习习，我可以听见30英尺外那颗巨大老枫树发出的沙沙声；吊床微微地晃动，温柔和缓的律动使天空似乎也跟着微微左右倾斜。
我深吸了一口气，注意到深呼吸似乎使天空明亮起来；嗅着盛开的玫瑰、蜀葵和后院边缘的小花与枕头套混合的香味；我双手交错放在肚子上，感到在臂上、腿上和脸上太阳的温暖。
转向左边，看见十英尺外粉红、白色和黄色的蜀葵，白白胖胖的花蕊从柔软、色彩缤纷的花瓣中伸出。蜜蜂及黄蜂慵懒地在花间移动，采集花粉。我听见嗡嗡声宛若低唱着发现花粉的喜乐。
当我看着花瓣颜色从粉红到白的流动，注意鸟鸣声如何随着我的头转动而改变，感觉右颊上温暖的阳光，我被一股“当下”的感觉所充满。我看见花是活的，蜂是活的，树和鸟是活的，我是活的；空气晶莹剔透，而我也意识到我和花、青草、房子、树之间的空间；就连空间都散发着生命。
“啊，”我轻呼，然后听见自己的声音，这是另一件惊奇，让我赞叹不已。那时个很普通的时刻，然而充满了灵性。
那是最有力的冥想形式之一，是对生命本质存在之碰触。
爱因斯坦曾写道，过去与现在只是我们心中的概念而已，并非实际；现存和发生的每件事物只存在于恒定的“当下”，“当下”是惟一存在的时间。
爱因斯坦也说，他很少利用智力思考事情，而是在灵光一闪直觉“知道”的时候，完成他多数重要的见解。爱因斯坦借着时间概念与他如何看见新见解的描述，来形容一种冥想形式。
看见过去
如果你回顾一生，回到活在这星球上的每个日子，一年又一年，你可能会发现回忆中有一大片灰色地带。其间点缀几个具有鲜活记忆的清明时刻。
这些记忆的时间似乎很奇特：为什么我会一辈子记得吊床的午后？或1973年在纽约街上的行走？或坐在池塘边的16岁？或七年级亨默小姐的生物课。
它们有何特别？为何这些记忆鲜明甚于“真正重要”之事——那些我想记得的事，如，二次方程式的计算，一小时后将会面的记者姓名，或者通往演讲会场的路？
有时候，我们选择要记得的事物非常合情合理，譬如谁能忘记婚礼、孩子的出生，或者上学的第一天。
但是，那些奇特的或合理的记忆有一共通之处，那是在冥想状态的核心，我们称之为“在”（presence）。
若你再检视那些大大小小的记忆，你会发现它们的共通处，在于当记忆烙印脑海的时刻，你并没有在思想、忧虑、臆测、比较或判断，你只是“在”，你已放下各种故事，单纯地经历。
当我躺在吊床上，感受皮肤上的阳光，听风声鸟鸣，看花的生意盎然，我震撼于这活力、真实和充满。我停止思想，单单纯纯地经历它，于是我“在”那里了。
“在”的感觉是冥想和神秘经验的核心，是存在于我们不思想而纯粹活着清醒的时候。
达到“在”
不同的人经由不同的途径以达此境界，但所有方法都必须先关闭思想机制，才能使我们的真意识清醒，来看、听、感受、尝和嗅这个世界。
例如，“十字架的圣约翰”有段特别艰辛的途径。
他干1542年生于西班牙卡斯提尔地区，父亲是位赤贫的织工，被迫从犹太教改为罗马天主教；他年幼时父亲早逝，只有借乞讨和帮忙母亲织布来维生。21岁左右，他加入加尔默罗会，改名为胡安（Juan de Santo Matias）。
不久他遇见阿维拉的特丽莎，另一位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当时她正要改革加尔默罗会，远离辉煌、冠冕和教会的势力，走向贫穷和慈悲的修行。50岁的她从此得到这年轻人在改革上的助力。
由于胡安支持改革，被教会逮捕，在柜厨改装成的牢里关了一年。在黑暗的小牢里，连站直都不行，虽然全身都是虱子和跳蚤，仍不准他洗衣或更衣，如此长达6个月之久，而这6个月每天都要接受“圆周惩戒”。
他们每天将他从橱柜里推出来，脱去其上衣，把面包屑、一杯水和偶尔有的沙丁鱼丢在地上，让他跪着吃。此时，一群僧侣绕着他围成一个圆圈，以皮鞭或藤鞭用力鞭打他。他肩上和背上皮开肉绽无数次，甚至有时还被打断锁骨和肋骨；他因此而落下残疾。
6个月之后，因怕他失血而死，鞭打次数减为一星期一次。而一位新狱卒同情他，给他纸笔，并把门打开些让光能透进去方便他写作。
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一些最深奥也最具洞察力的作品。
约翰把其痛苦与困乏当作关闭思想的工具。在安静的角落里，那个他在“魂的暗夜”中描写得淋漓尽致的地方，这是他冥想的方法。
当我们了解到，发现一个于其中能让思想停止而意识开始安静之角落，是冥想最重要的标志以后，就不难理解及使用各种冥想形式。
地球上几乎每种心灵传统都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冥想习惯，而它们都希望达到相同的境界。因为每种习惯植根于特定时空的文化、假设与传统，所以会有不同的风味与能量。
很多书籍和教师都说，冥想是用来降血压、安抚搅扰的神经，或增进健康，其实，这些都只是副作用。正如研究一再证实，冥想是身心疗伤最强有力的工具，冥想的确有这些作用，然而却非其真正价值之所系。。
冥想真正的力量及真正的理由，是要在此时此刻完全清醒。而且，从在当下碰触到的生命力量之地，我们可以找到改变自己和别人的能力，而这自我改变的能力足以转化全世界。
这似乎非常个人化的工作，真的是我们为拯救世界所能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因为，当我们立足于现在，就能获得创造改变的个人力量。我们也能取得并散发心灵力量，亦即部落民族已知并使用了数千年的心灵实质。
改变自己，改变我们思考、生活和经历每一刻的方式，就有可能改变世界。听起来颇令人惊异，但这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文化及信仰所欲传达的核心信息。你可以改变自己来拯救世界，而这要从领悟现在生命的力量，和找到所有生物的同在开始。
4．学习创造警觉
“世上有数百万人足够清醒地进行劳力工作，但只有百万人中的一人足够清醒地有效发挥智力，只有亿人中的一人足够清醒地过诗人或神性的生活。
清醒着就是活着。
我未曾遇见一位如此清醒的人，我怎能直视他的脸？”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瓦尔登湖》
我们多数人开着车穿越街道，或坐在办公大楼里，或在住家周围闲荡，以浑然与自然界隔绝之势日复一日。我们思考着过去与未来，忧虑工作或问题，预备面对或避免每日的挑战。这样看来，我们并没有真实地活着，也不常有“活”的体验。
对许多现代人而言，置身户外接触大自然，才能最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实际和“活”。越是特殊、奇特的自然景观，越能激起人们对心灵实际的感受。
但这些是少有的经验，如果我们随时能体验到那种惊叹、敬畏与连结，是不是更好？
哥伦比亚马德里山脉中的高基印第安人，早已有一种方法来达此目的。虽然该方法并不是我这里所要建议的（再过几页我会提出一个较温和的方法），但它证明社会中有一群人视其心灵工作为真实与内在的，而不只把自己当作启示的诠释者或聚会的施能者，这有其文化上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族群的学习到的，至少永远要有一个族人能随时看见周遭的有关神性的故事。
高基的祭司借占卜知道“高魂”（High Soul，注定要成为祭司者的人）将于何时诞生。一出生，这婴儿就被带进一个深邃的洞窟中，他的母亲每隔数小时进去照料所需。洞窟中只有让视力维持发育的有限光线，只有让听力维持发展的声音。当他稍大，养育的工作就由一群称做“麻麻”的高基祭司群接手，他们会开始教导小男孩，当他以后步出洞穴站在外面的世界前，会看见、听见和感受到什么。
他们告诉他“伟大的母亲”的故事。他们相信“伟大的母亲”是“九个世界”（Nine Worlds）的创始者，而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非常宽广、美丽及丰富。只看见洞穴中微光的小男孩，只有尽力想像外面的情景，他好奇树木、山脉、岩石上的青苔、掠过天际的飞禽长相和“伟大的母亲”所赐之阳光的温暖感觉。
接近青春期时，他在隆重的仪式下被带出洞穴，第一次看见世界。
多么令人惊奇、震撼！看看树叶的细致，这位“伟大的母亲”竟何以知道如何制作出来？看看远山，怎么会这么巨大？还有花、草、鸟、兽，他环顾、倾听，并平生第一次感受到肌肤上的阳光，敬畏、壮丽和感激的体验是如此强烈，他不禁在“伟大母亲”创造的权柄下跪了下来。
这个男孩以后的一生中，每张开眼睛，就再一次看见造物者的精雕细琢，没有一次不被其作品带来的喜悦和敬畏所充满。
因为对世界独到的眼光，他在族里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他是族里对神的记忆与心灵世界的联结，以及当有人迷失而想要伤害造物者工作之美时的良心。
对许多现代人而言，最接近这情形的，是在抬头望向无垠的夜空时。然而，就连这也非每日都有的经验。
你记得小时候在某个夜晚，仰望穹苍深处，注视上千个闪烁光点吗？那每个光点都是个太阳，可能都有围绕它运行的行星。它们的遥远是无法想像的，而在极目所见最模糊、最遥远的星星之外，还有无数个看不见的星星。
回忆一下那个观星的夜晚，再看看你曾看到的，再听听你曾听到的，再感觉你曾感觉到的。
然后，请你看完这段文字后，抬起头看看你的四周。
告诉你一个大概仅有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所知的奥秘：刚才和现在你所看到的是已死星星的残骸。
宇宙刚开始形成时，太空中充满次原子粒子。经过数百万年的重力作用，它们凝聚成氢原子，使氢气充满整个空间。当时，氢是惟一存在的元素。重力拉聚氢气云，使其互相挤压而产生高热，核聚变之火“点燃”这些云，于是恒星便形成了。
在其中一颗恒星的内部，核聚变反应使两个氢原子合成一个氦原子，出现第二种元素，并释放大量的光与热。但压力之大，使反应继续发生，氦原子融合成更大的原子，然后在这颗恒星的核心便产生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铁、碳、金、硼、氧、氖、氩、氮、钙、钾等等。
在这过程中，恒星的核心越来越重，而且开始冷却，使星星的颜色变红，而外缘扩张。这就是那颗遥远的星星死亡的第一步。而你手中握着的，如这本书，正是那炽热核心的残骸。
这颗星星持续膨胀数亿年之久，直到无法支撑而爆炸，把在核心所产生出来的物质喷出数十亿英里之远，几乎摧毁太空中所有接近之物。这被称为超新星（Supernova）的过程，宣告了星星的死亡。
这就是我们世界中所有物质的来源（除了氢）：是从恒星的核心中产生出来。
星星必须牺牲自己，才能接近我们。
星星爆炸后，一些被抛进太空的物质被重力吸引而形成一大块，其中较大者便为行星，它们开始进入缓慢的冷却过程（地球约经40亿年）。在太空飞行时，它们大多被另一个仍活着且在燃烧中的星星的引力捕捉而开始绕行。它们从这新太阳上取得能源，启动光合作用，一个遥远之星死亡时所产生的元素形成动植物体，而造就我们放眼所见的生命。
记得很久以前仰望夜空的敬畏之情吗？那些星星看来这么遥远，也许你曾想过，如能靠近点看或触摸一下可有多好？
现在再看看你的房间，你该了解，每件东西其物质源头原本都是在星星的核心被初始制造出来的，当星星死亡时它们被抛进幽渺的太空，然后累积成为我们的地球及其上和其内的东西。
不仅周遭之物来自于星星，就连你，也是。你身体没有一个细胞不是由遥远而已绝迹的星星所产生的物质所构成的。
就如高基年轻的祭司可以随时看见造物主的手一样，你也可以看见这位权能和力量远超过想像的造物主的手，只要看看周遭，碰碰书页，听听你房间的声音。
若你今天多练习几次，然后明天也如此，你会发现你的看法及观念会变。这是张开眼的下一步，后面还有。
5．从一个僧侣来的教训
“你使用‘文明’这个字，其代表一组的抽象概念、象征及习俗。经验乃倾向于假想身历其境而感到的；感情是预先消化且刺激的；而感觉变得比事物更真实”
——杰克·万斯（Jack Vance），《灰色王子）
描述世界最好的方式，是从你本身的内在世界开始。
我在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一个无法预期的地方，经由一位稀罕的灵魂而感受到这句话的涵义。这个人后来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1985年，我在一次由美国运通公司及荷兰航空公司赞助，为旅游业者所举办的三天会议中，担任主要演讲者。大会是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家漂亮的饭店里举行。当我结束一场长达一小时的有关沟通技巧的演说之后，荷兰观光局邀请数百位与会者共进盛大的晚宴。
当我走进摆满圆桌和坐着两三百人的大宴会厅，我瞄到在远处的桌子旁坐着一位东方面孔的男士，他的旁边有个空位。他挥手叫我过去，并站起来介绍自己是谭乔治医生。乔治站起来时比我矮一英尺左右，约比我大30岁，然而我觉得他只有40多岁。乔治告诉我他出生于缅甸。他有着大部分缅甸人都有的大脸和黑皮肤，说话的神态优雅且果断，好像是贵族或受过外交训练的人；斑白的头发分梳两旁，而温暖的笑容似乎牵动脸上每一块肌肉。
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但我的感觉不只如此。事实上，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我和别人相遇时不常有的感觉。记得当时我觉得他好像根植于地上，呈现出一种具体的“我存在于此时此处”之神态，这使得他的影像明亮清楚，而房间里的其他事物暗淡而有点失焦。
除了立即喜欢上他，我非常确定在其他地方见过他。因此我问：“乔治，我们以前在哪里见过？”
他凝视着我的眼睛，以一种理所当然的语调笑着说：“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一起做过和尚。”
会议剩余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一起谈话与散步。乔治的妻子南希是一位旅游业者，这就是乔治来到这次大会的原因。他在加州做泌尿科医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在美国拿到医学博士的学位及医师执照。然而，不久他就受到其妻舅（当时的缅甸总统）征召，进入缅甸外交界。
“我在伦敦有一天醒来，”乔治告诉我，“突然领悟，我真的不想做外交家，我只想行医。因此，我回去见我的妻舅，告诉他我要辞职。但他不让我退出，他说我若离开国家，他将宣布我是‘不受欢迎者’，并将被逐出缅甸国境，因为我知道太多国家机密。所以我就进入泰国的一家寺庙。”
乔治在泰国的一家寺庙开始研习止观禅定。
遇见乔治提醒了我时刻清醒与警觉的必要。他每天练习从庙里学来的打坐、冥想及太极——一种身体运动式的冥想。
几年后，乔治65岁生日的两周前，我打电话问他的生日计划。“我没有任何计划，”他说，“但我想去某处冥想，你要一起去吗?”
我打电话订了一张飞往旧金山的便宜机票，在乔治生日那天，与他一起开车至北旧金山的山区，穿过红树及尤加利树，直达一个可以鸟瞰太平洋的景点。当太阳从深红到火红，然后沉入大海，我们一直坐在那里练习止观禅定的冥思法。那是很棒的一天。
1997年1月，我接到乔治打来的电话。那是两三年来我们第一次谈话。“我的膀胱和肝脏长了恶性肿瘤，”他说，“无法动手术了。但我已经74岁了，也许会扩散得比较慢。”
我很震惊，马上订了飞往旧金山的机票。
照南希的说法，乔治那天很快乐，可以下床四处走动。事实上，他几乎是跳来跳去的，似乎对我能来看他感到非常兴奋。“你能来实在太好了！”他重复说了好几次。
因他病得很严重，他的小孩和亲戚都赶来看他，甚至有远从伦敦来的。因此，我们中午便到一家日本餐厅用餐。
在餐厅里，我们喝着绿茶和味噌汤，我问乔治如何消磨时间。
“我越来越常停留在‘空’的状态。”他微笑着说。
“空？”
“通常当我沉思时，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你知道那是哪里吗？”
“此时此地。”我说。
“一点也没错，”他说。“你一旦产生想法”——他弹指，“噗，此时此地便离开了，你就跳出当下而进入思想中。所以我修习止观禅定，也就是全神观察，只置身现在，但不评断事物，不去想它们，只是单纯地在这里。”
“你从哪儿学来的？”我问。
“泰国时我有一个小洞穴，每天下午我都坐在里面。师父告诉我，只要坐在那里数我的呼吸。然而，他说每次不可数过四，因为大部分人无法在四个呼吸的时间内维持注意力。所以我按着呼吸数到四，再从头来过。”
我告诉他我第一次学坐禅时，禅师教我数十下呼吸。乔治听得大笑。
“如果你的注意力可维持十个呼吸，你就接近开释的状态了！我绝不建议一个初学者持续这么久的时间。”
“那么，当你打坐时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一开始所有的思潮都会汹涌而来，一波未平，一彼又起；一下想这，一下想那：洞穴及庙宇，我的国家和政府，或是午餐吃什么等等的事情。然后，我会想我的呼吸和身体。”他微笑着说，“那是最难避免的。”
“然后呢？”
“终于，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有一天我在午饭后静坐，当晚餐的锣声于晚上6点响起时，我觉得时间只过了几分钟。时间过得是这样快，只因我存在该时该地。”
“你觉得当人们冥思时，时间移动的速度会改变吗？”。
乔治耸一耸肩：“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的确是如此。也许时间并非真实的，而只是大脑创造出的技巧，使我们可以区分此时和彼时。但当你静坐并专注于当下，时间便不存在了；只剩现在。”
乔治说，描述世界最好的方法是由自己的内心世界开始。我鼓励你经由冥想来经历它。
例如，多数人相信他们在“经历世界”。我们看到眼睛所看的，听到耳朵所听的，感觉到身体所感受的，尝到和闻到可尝与可闻的。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体验到内在的真实的感觉。
其实，我们一有感觉，便立即将之概念化，在脑中与自己讨论。这内在的对话，大部分是判断、评估、比较与联想，将我们从周遭的真实感觉拉回来。然而，我们以为那才是真实，甚至未察觉进入思想之前多出的一步过程。
如果这听起来太抽象或教条式，试试以下这种简单的实验，就是前面提过的，听听你脑里的声音。
在读完这段文字后，暂时放下书看看四周。聆听能听到的，然后感受皮肤及身体的感觉，再观察看到的事物；试着不要在脑里讨论。如果能维持“脑中无语”达三秒，完全与周遭“融合”，你已经好过大部分的初学者。如果你能将纯粹的感觉意识保持在一二分钟以上，你就达到已逝的当代基督教僧侣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常提到的心灵状态。
所以，我们经常跳动于感觉与对感觉资讯之自我讨论之间。这讨论将我们拖离真实世界和生命的经历，而置于自我个人的思想、判断和比较的意识中。
我们多数时候活在意识的内在思想空间里，对周道事物的反应，乃基于我们所告诉自己之有关“真实”的故事。我们若能切断脑中的喋喋不休，切断评估与判断，我们可以卸下这些故事而经历“真实”，经历神圣的当下。
找出对你有效的途径，听觉、触觉或视觉的，学习经历当下。静坐下来，单纯地听、看和感受——停止内在的唠叨——每天10到20分钟。因为你、我和每个生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你的冥想将会正面影响自己和所认知的真实，也会传播出具有正面改变效果的涟漪至全世界。
6．重新授权于妇女
“我们从伊甸园到19世纪追溯妇女历史的足迹，在漫长的岁月里，除了脚镣的丁当声外，听不到其他声音。”
——王尔德（Lady Jane Wilde）（1821——1896）
我的一位专修神经化学的精神医生朋友，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世界上最危险的药就是睾丸素。”历史证明他是对的。
史前文化的分析，如艾斯勒（Riane Eisler）和其他人所做的研究指出，几乎所有的古老文化里，女人和男人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有些文化，女人还掌权。有一种理论解释，因为只有女人可将生命带进世界，而且人类可能是从打猎/采集转为畜牧/农业的生活方式时，才开始了解遗传学。女人担任主角，是因为她们控制生命本身，并生出生命。
然而，在畜牧阶段的早期，当大家发现男人在生殖过程中也扮演一个角色，有些男人便抓下权柄，将敬拜的神从女性转为男性，进而控制女性的生殖力，就像他们控制农田或羊群的生殖力一样。男人从此接管一切。
同时睾丸素引起的行为开始支配新文化：侵略、竞争、统治、战争。
远在20世纪初期，当欧洲传教士教澳洲土著的猎人及采集者踢足球时，土著的小孩会一直玩到双方的分数相同为止，他们认为那才是比赛的结束。这种想法让教导他们足球的英国传教士很讶异，传教士用一年多的时间来说服那些小孩比赛应有输赢。当地小孩生活在一个重视合作的母系社会中，
然而英国人却来自于重视统治的父亲社会。
易洛魁人（lroquois）在1000多年前就了解这个道理：族里大多数事项只有妇女有投票权。因此，与其他部落关系的决定，通常都是考虑“怎样对我们的小孩比较好”而不是“输赢”、骄傲、权力或征服。
相同的，我们发现几乎在所有妇女被统治、被当作牲畜或货物，或被剥削及控制的国家里，人口不断暴增。在这些国家里，男人做决定，而其价值观是“生很多的儿子以建立一个最大的军队”（当然，另一个普遍的观念是“如果你想要，你就可以跟任何人发生性行为”）。
另一方面，在女人与男人的地位及权力平等的国家里，有较低的生育率，如许多北欧国家的人口几乎是零增长。男人统治等于人口爆炸，反之，男女平等就等于人口均衡增长；这个公式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得到证实。
因此可以说，妇女权利运动事实上是人类的权利运动。所以我们深陷其中的这团紊乱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便是把每一个领域的权力都还给女人，包括社会面、家庭面，宗教面、军队面及商业面。
7．“足够”的秘诀
“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
——保罗，《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
首先，看看事实。
如果你在赤身露体且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能够得到遮蔽、衣服和食物，你会感觉好极了。这些必需品的供给，会创造生活品质的改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会产生“快乐”。你感觉安全又舒服。因着获得某些东西而改变外在环境，并使内在的状态——即心灵状态和幸福的感受——得以改善。
让我们称之为“足够点”，代表人得到安全，生命不受威胁的临界点。
再来看看谎言或神话。
“如果某些东西可以让你快乐，那么两倍的该物品会让你加倍快乐，十倍的东西会让你十倍快乐……由此无限类推。”
照这个逻辑，有着惊人财富的查尔斯王子或唐那德·特朗普或法赫德国王应该生活在极乐世界里。“贪婪是好的”，这句在里根时代常被提到的咒语，具体化了宗教或道德上对此神话的表现方式。越多越好，死的时候有最多玩具的人就赢了。
许多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美国人，在那时发现“越多越好”仅是一个神话。我妻子的祖母，现在已经90多岁，仍然过着节俭但舒适的生活。她在大萧条时拥有一座家庭农场，几乎可以生产全家所需的食物、柴火和衣服。资源回收并不是拯救环境的时尚，而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现在，卖了农场再加上投资所得的钱，足够使祖母在晚年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但她仍旧每年从西尔斯百货公司的目录邮购两条裙子，收集雨水来洗她美丽的头友，写诗，并对亲手准备的饮食甘之如饴。。她将“越多越好”仅看成是一个神话，丝毫不受影响。
当然，有些人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惊吓而有相反的想法，他们完全拥护这个神话。例如休斯（Howard Hughs）的富裕是相当传奇的——但不幸的事实是，无限的财富几乎从未替他带来快乐。
相同的，这个神话也变成美国、大部分欧洲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中心思想。商人在广告中暗示，得到、拥有或使用物品将会产生快乐，以鼓励小孩及大人去获得他们不需要的产品。
这种“买下这个，你会更快乐”的广告信息，其喧闹不实的程度常让人惊愕。贩卖者说：“别去想什么‘足够点’，这个产品或服务是惟一能带给你满足的事物。”
财富的意义
然而生于文化中——认为“足够”是舒适的最低层次并且渴望富有——的我们，就像经常忽略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乃是有其独特性和假设条件之文化的一分子。年轻的文化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经济系统——你生产对其他人有价值的货物或服务，然后和他人交换你想要的货物或服务。虽然货币成为简化交易的工具，但这是基本公式。这些文化的根本观念乃以货品或金钱来衡量财富，因此，你可以说世界上所有不同的文化其实都是一样的，均由一个主题演变而来，有如织在同一块布上的不同花纹。
平安的财富
由于5000年来全球年轻文化残暴的大屠杀，地球上只剩不到l％的人口是属于古老文化。他们人数虽然少，但仍然过着古老文化的生活。有些人，则是最近才被剥夺其古老文化的生活方式，如许多美国原住民。不过，虽然他们不再以古老文化的方式生活，但是他们对它仍有记忆。
古老文化中并没有“越多越好”的观念。对他们而言，“贪婪是好的”这种说法简直是疯言疯语，而在饥饿的人旁边吃饭，是一种猥亵可憎的行为。
这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与我们今日世界中所看到的大不相同。
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平安就是他们的财富，而不是货物或服务。在古老文化里，整个社区的目的，是让社区里的每个人都能达到“足够点”，一旦达到足够点并得到确保，人们就可以自由追求个人的兴趣和幸福。巫师就去研究出神状态，陶工就去设计陶壶，说故事的人就去编讲新故事，而父母则和子女嬉戏并教导他们如何成功地生活。
但他们不是很穷吗？
因为古老文化的人通常一起工作以制造足够的食物、遮蔽所、衣服和其他设备来达到“足够点”，然后转移注意力至更内在的追求（如乐趣或灵性），所以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年轻文化的人很穷。
我曾和一个美国原住民的治疗师相处数日，他教我一种美国原住民特别的仪式，我答应他不将此仪式在我的文章里透露。他住在沙漠中的一个活动房屋里，这片保留区除了灌木丛、仙人掌和尘土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他的汽车是1970年代的雪佛莱，主要的车体部分都没有了。他用治疗仪式来和当地人换取食物、汽油、衣服和绝大部分的日常所需，其金钱收入大概一年不到500美元，再加上林林总总的其他收入也不到5000美元。以任何一种当代西方文明的标准衡量，他几乎是美国最穷的人，但他仍活得好好的，而他的生活方式，和其方圆20英里内其他两三百户的族人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都是“穷人”。
但他却拥有我那些住在亚特兰大郊区价值20万美元房子里的朋友所缺乏的东西。
如果病了，人们会照顾他。如果衣食有缺，人们会送给他。如果有麻烦，他们会和他一起度过。当他惟一的孩子需要什么，当地社区总会设法实现其愿望。当他老了，他知道有人会接纳他。如果他失去房子，其他人会帮他盖一栋或找房子给他。他的任何事都好像是整个社区的事。
当我们相熟以后，我遇见“小镇”上的其他人，发现并不是因为他有治疗师的身份，才能从邻居那儿得到充足的支持和保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每一个小镇居民身上，从在122英里以外打零工的木匠到镇上的酒鬼，只要部落中的成员负担得起，每个人都有从生到死的保障。
我们的匾乏
从第一次新墨西哥之旅回来后，我和一位朋友共进晚餐。他是亚特兰大一家很大的法律事务所的成功律师。
“如果你丢了工作怎么办？”我问他。
他耸耸肩，“我可能会重新找工作。”
“如果就业市场的情况很差怎么办？比如像经济衰退或不景气？或者你是因为把案子搞得一团糟才被解雇的？”
他带着困惑的表情，注视盘子里的意大利面，好像他的未来就在那群缠绕的面条里。“我不知道，”他轻轻说，“我想会先失去房子：房屋贷款、保险及房屋税加起来每个月都超过2000美元。另外，汽车又再加500美元。”
“那如果你的身体变差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得了重病？”
他抬起头看我，“你是说没有公司保险？”
“对！”
“我会死。”他说，“我有一位同事，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帮保险公司辩护。当人们生病要求保险给付时，他们会先彻底检查被保人的保险申请文件，看看有无在提出申请时忘了告知之事，如保险前就有的毛病，或曾被拒保的案例。如果找到这些情形，他们就会拒绝给付。我知道一些已死的人，如果得到医疗理赔金他们今天应该还活得好好的。”
“那当你老的时候呢？”
“我有401（K）退休金。”
“如果你的公司把它用掉，或者它都投资在股票上，而股市崩盘了呢？”
他摇摇头。“我将会在街头流浪或住在我孩子的车库里，前提是他养得起我，那可不是一幅美丽的远景。”
他的声调和眼睛比他的话泄漏了更多的不安。如果他的雇主倒了，他也连带遭殃。他和那时的我一样，依赖岌岌可危的负债及薪水而过活，企盼政府维持住国家那有如扑克牌筑成之房子的财务，不会像过去几个世纪一样崩溃倒塌。
“如果你只可以要求一样东西，”我问他，“那会是什么？”
“这很容易，”他笑了，“多一点时间。一天的时间太少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停不下来的磨粉机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我的孩子、妻子及家人朋友相处，甚至没有时间读一本好书。一星期中有3个晚上我得带公事回家做，而我知道，如果想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一星期必须有5天甚至7天把工作带回家。我一点时间也没有。”
我的朋友，被丰富的物质财产包围着：装饰着高贵地毯和家具的精致房子，全新的梅塞德斯车，800美元一件的西装，但却深陷在年轻文化特有的困乏里，心灵、时间、保障和支持的贫乏。他的生命没有安全的基础，而且似乎除了达到更高的薪资和肉体上的舒适外，没有任何意义。
有如原住民导师告诉我的：“孩子，你认为你很富有，其实却是超乎你想像的贫穷。”
所以身为文化的一分子，我们必须重新找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足够点”。借此，你的富有将是以前所无法望之项背的。
8.尊重其他文化及社会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诗篇五十一：六
对许多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谈论要拥抱所有人如同“家庭一分子”的“彩虹”（rainbow）运动来说，以下似乎为异端邪说，但这绝非我的企图。
在部落的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被认为是合理而自然的。
从黑人回教徒到许多美国原住民部落的领袖都高声疾呼；“我们不想变成你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想要自己特有的文化。”但对此声音最常见的回应，便是把他们贴上种族主义者或文化主义者的标签。
但是，当一种文化族群对其他人说：“放弃你们的老路、古老的或现代的传统习俗，及特有的语言和宗教，来加入我们的社会。”就不是种族主义者或文化主义者吗？在许多方面，现代社会“包含一切”的口号其实只是一个友善的面具，其下隐藏了城邦统治的年轻文化之扭曲嘴脸。多年来，年轻文化努力在世界各地破坏原住民及其传统；这是一种强迫式的文化传道。
许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形，因为这是今日统治故事的一部分——就他们所知，事情一直都是这样。但注意，这暗示了一个信息：“我们很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的文化比你们的好多了。”
文化多样性虽遭传统城邦厌弃，但却对部落的生存非常重要。
任何系统失去多样性都会变弱。单种的森林很容易成为甲虫及菌类的猎物；单种交配的作物对温度及湿度的改变极端敏感；如果电厂故障或有意外发生，单一来源的电力网将有混乱及崩溃的危险。
在人类社会里，我们也应该体认相同的信息：各部落民族在人类生态系统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持续的存在，对“文明的”城邦居民来说，不仅其丛林植物也许可以治疗癌症，对维持人类文化和遗传的多样性也是必要的。
部落民族实际上对城邦的掠夺行为及侵略者毫无防御。他们在全世界遭受无情的灭绝，甚至那些不再有奖金或狩猎价值者，现在也被赶进保留区，接受西方食物、衣服及“工作机会”。他们许多人逐渐遗忘原有的知识、技术和精神，而被现代消费主义、电视和有组织的宗教所“教化”。
“生存和让人生存”是部落的而非城邦的价值观。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形式，有些和我们非常不同。他们的外貌、行为，甚至是说话都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信仰不同的宗教，吃不同的食物，建造不同形式的住处，并且穿不同的衣物。
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件好事。
反之，从城邦的观点，美国政府对原住民的宗教所实施的规定才是件好事。①有“美式”价值观且依赖企业货品的原住民，才会重视我们购买他们土地和地下矿物所付的钱。如此，他们才易被操纵和剥削。剥削者说：“让他们盖一座赌城，这样他们就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加入我们的文化，并且不再制造麻烦。”
这个情形对部落的生存显示了凶兆。印第安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BIA）的历史清楚地显示，BIA的工作是同化部落族群，将他们当成劳工加以剥削或夺其财产；而不是帮助他们维持其自身的认同与文化。甚至有些看起来有利的BIA计划，如印第安学校，最后也造成文化的破坏。
尊重其他部落是部落主义的中心思想。这并不表示你必须喜欢他们，或甚至对他们友善，但是要尊重他们的独一性、传统以及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权利，而不要求他们和你一样。
当我们看清，强迫推销自己的产品、生活方式、宗教及任何其他东西是不对的，因为那是不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则这种一族凌驾一族的年轻文化就可终止。
王尔德（Oscar Wilde）曾说过：“只要战争被当作是邪恶的，它永远有它的魅力；只有被看作是下流的，它才会停止流行。”同样的，当我们将以“自由贸易”及“现代化”之名而行经济及文化的帝国主义之实，看作是下流且有损人类社会的健康，也许能够停止对第三世界资源和人民的剥削和破坏。
应把界限划在向任何人强销任何事物的想法上。别人有权拥有他们的土地和生活方式，不论我们看来是多么怪异或多么没用；就如同不管对他们而言有多奇怪，我们也有权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然而，只要有人以统治和征服为依归，或从事强迫性的宣传就跨越了界限。
尊重土地的安息日及五十年节
从环保人士到大企业，目前最流行的名词便是“永续成长”。只要有成长的空间及推动成长的资源，成长是可能的。但成长已到极限时将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仍有成长的可能吗？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在他《超越成长》（Beyond Growth）的书中，相当详细且深入地检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国家或整个世界人口达到几乎填满所有可成长的空间之程度，且燃料来源及其他自然资源逐渐减少时，不但“永续成长”不再是一个选择，就连“永续生存”都面临危机。
虽然史上大部分城邦文明已自我毁灭，但至少有一种我们知道的文明，建立了制衡系统以克服城邦模式的一部分结构上的问题。当没有人再崇拜苏美尔、希腊、或罗马的神——他们的文明早已消失——希伯来的神在不同的形式下，被三种不同宗教的教徒崇拜。而正是希伯来人——即当时的犹太人，在他们文明里建立了一套制衡系统。
犹太人称这些系统为安息日和五十年节。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安息日——休息的日子，但在《圣经·旧约》里，其包含的概念更深远。每一个第七年，土地也需要休息，在那一年不能种植任何植物（以色列某些地方仍在实行这项守则）。这使土地得以修养生息，恢复其生产力，并提供几千年前永续农业的基础。
另一个城邦的问题，是过多的财富积累在统治或商人阶级中。戴利认为，当社会上的最富与最贫者财富比例为10:1到20:1时，社会就会不稳定。在美国军队和政府官员中，即可见10:1的比例——薪水最高的陆军将军的收入约是一个新兵的10倍。在大学里，大学校长的薪资约为最低薪清洁工的20倍。美国于19世纪末，经历了工商巨子以不道德的手段，聚集了令人惊心的财富（而且伴随着政治权利）之后，就建构了阻止如此巨大不平衡产生的财税系统。这世纪大半时侯，美国最高所得阶层大约占90%的人口。这个系统在许多方面是社会的稳定器，然而这稳定从里根时代便被打破，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②
古希伯来人有一系统，定时地恢复社会的稳定而不需依赖税制（税制通常只有鼓励政府不断扩张的作用）。这系统叫五十年节（Jubilee)，发生在七个七年之后的那一年。每50年，所有负债会被取消，奴隶被释放，并且财富均衡化。49年来的财务积累和成长重新分配给整个社会。所造就的结果，就是惟一自吉尔伽美什时代一直持续到今日仍稳定的城邦社会架构。
还有其他的利未（译注：古以色列人的一支派）系统来维持犹太国家城邦构造的部落性：君王不可以累积过多财富；寡妇和孤儿接受社会的照顾；可以从工作但不能以资金赚钱——索取利息是违法的。
虽然这些系统不太可能很快在我们的世界或国家实行，但可提供想创造有目的（intentional）社会的人思考的材料。它们通过时间的考验，而且当我们的社会到了需要大举结构重组时，也许会成为有用的种子。
古老文化的财富
就我们所知，在部落的社会中并无财富的观念。前晚，我参加在圣莫尼卡举行的奥康纳（Geoffrey O'Connor）的新纪录片《亚马逊日志》（Amazon Journal）的首映会及其演讲。他在纪录片里揭露了许多巴西政府官员、采金的矿工，以及其他人，以宣称印第安人是“原始的”和“贫穷的”，来为其入侵亚马逊雨林卡雅波印第安人的土地提供借口。此思考路线的本质是说：当我们从他们的土地取走金子和木材时，我们回报以食物、枪支、电视和其他“现代化”所需的事物，这样做是帮助他们。
因为我们社会以累积财富（和钱，因其代表购买货品的能力）为基础，所以当我们看到缺乏货品的卡雅波人，就很容易假定他们是穷人。
然而，至少在白人抵达前，部落经济有着不同的基础。财富是整个部落能力的函数；此能力是指部落可以维系自己，并能促进部落中每个人每天，经由万物接触造物者的机会；财富并非根据谁有最多的东西或是谁控制生活的必需品，如食物。部落中每一个人的角色是支持每一个其他的人。部落不是生产货物的财富，而是为它的成员产生保障、安全和接触神圣环境的财富。
安全和保障，乍看之下，对一般美国中产阶级或西欧人民似乎不算什么，但是地球上有一半人口，每天在不到2美元的收入下挣扎生活，他们非常清楚其重要性。甚至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下意识里也了解：我们渴望安全和保障。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者马斯洛在1950年代指出，安全和保障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一旦这些获得满足，人们会自然渴望达到更高的需要，即经历神圣的需要，马斯洛称之为自我实现。然而马斯洛也指出现代大部分人，处在持续的不安状态，从未达到（或从未寻求）自我实现。
这是因为年轻文化得到安全保障的方法，是累积货品/金钱之财富。但即使拥有财富，一个人的安全与保障，在年轻文化中也无法确定。的确，不安全的有钱人可谓老生常谈了。而许多中产阶级者，每天晚上都带着不安的恐惧暗流入睡。他们害怕第二天早上雇主决定裁员，或经济崩溃，或家人忽然病倒，会用尽保险、储蓄，最后完全抹去他们的家园和生活形式。为了保证安全或逃避不安，他们变成工作狂、电视迷或宗教狂热者，而将自我实现的追求抛在脑后。
但对卡雅波人（在接触白人前），或其他没有受到年轻文化破坏污染或同化的部落文化的成员，不安全的念头是不可思议的。从生到死，安全都是部落的产物，是部落存在的主要理由。简言之，每一个人和整个部落拥有一样的安全和保障，部落因此每天努力确保每一个人的安全与保障，不论年轻或年老，衰弱或强壮，健康或生病。这都是必然，而且自然的。这就是古文化民族主要的“货物”和基本的“财富”：一生的安全与保障。
然而保障、安全以及他们提供每天与神圣接触的环境，是眼睛看不到的。当年轻文化的入侵者邂逅古老文化的部落，他们没有例外地只看到物质的缺乏，因此断言这些人是“贫穷”，或生活在“石器时代”，或“原始”的。其实，以对创造精神上、心智上、情绪上、甚至是肉体上的健康的人最关键的货品而言，大部分古老文化之富有，乃超乎年轻文化居民之想像。
这也是另一种再造与建立自给自足社会的方法：让整个社会主要的工作，乃是提供全体居民安全与保障，及可以每天接触神圣的环境，正如大多部落文化实行超过十万年以上的作法。
注释：
①美国联邦政府干预原住民宗教生活的最近一例，乃是于1978年由国会通过，且经签署立法的《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案》。虽然该法撤销以前流汗仪式（sweat ceremonies）及太阳舞（sun dances）是国家重罪的法令，但还是牢牢地勒紧这些北美洲最早民族的脖子，它仍旧主张，控制原住民宗教习惯是美国政府的事。
②当里根在1980年掌权，美国最高所得阶层占71％人口，与欧洲大部分国家相当。当他卸任时，最高阶层仅占28％，使得财富涌至最富有者的手中，并产生三万亿美元的国家负债。
9．弃绝与任何生物的战争
“在生的艺术中，人并无任何发明；但是在死的艺术中，人类利用化学和机器，制造所有瘟疫、黑死病和饥荒，所导致的杀戮，已胜过自然界本身。”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
在许多方面，支配的文化是死亡的崇拜者。我们的领导者和形象塑造者似乎爱上战争，他们用战争这个名词来形容好的事物，如“贫穷之战”、“文盲之战”，或“毒品之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付昆虫之战所带来的是，过去40年来昆虫引起的作物损失之扩大。而对抗细菌的抗生素之战所带来的是，新的、具强烈毒性的病菌，这些病菌易于散播并会致死。当然，人类的战争，从7000年前的武士文明开始，已造成了各世代无以形容的死亡和破坏。
我认为王尔德完全正确，战争是下流的。借由国家主义、媒体等支配的文化，对杀戮持续的美化，只会保证未来有更多的痛苦和灾难。战士即英雄的神话，是东西方工业化文明所固有。这神话，使希特勒进攻邻国时得到人民的支持，也让日本在侵略中国时得到支持。这个文化迷思确保“征服西方”的“先锋”，被美国人和其他国家主义者奉为传奇人物。
人无法抵抗战争：人只能看到战争的下流，然后选择——有如肖肖尼人在一万年前所做的决定——离开战争。
我们的文化也认为，地球上每一个事物都是为我而生的，不管森林里也许充满了其他生命形式，哺乳动物、蜥蜴、鸟类和昆虫，因为世界为我们而做的．我们可以扫除一切，并将土地转为生产人类食物之用。
这个想法和战争的迷思深深地纠缠在一起。
如果另一个非人类的生命形式，开始与我们的年轻文化竞争食物或空间，我们就将之消灭。
然而，另一种人类文化，则认为其他生命形式和人类有同等权利。这些文化通常是之前提过的部落/合作/社区的组织，而且就如同他们和其他族类合作一样，他们也与大自然合作。虽然也许会与其他生物竞争食物，他们并不消灭这些竞争者。正如奎因（Daniel Quinnl)在其《以实玛利》（lshmael）书中优雅地指出：“你可以竞争，但不可以消灭他们”的观念，是大自然的基本法则。除了极少数例外，动植物互相竞争食物和太阳能量，但他们并不把完全消灭其他物种当作竞争的一部分。
这类竞争的观念，是一种我们非常需要纳入文化布料的织法，作为种族屠杀的另一种选择。要做到这点，必须先让一定数量的人看见并了解其重要性，且与其他人分享。当我们看见、分享并改变时，我们就启动了转化人类和世界的引擎。
我们可以从小处做起，举例来说，有机园艺与昆虫和野草竞争食物但不消灭他们。
在大处，我们可以从经济上着手，如尽量与当地小贩做买卖以建立地方性的社区。
麦吉本（Bill McKibben）在佛蒙特州的米尔布鲁克大学的演说中，告诉新生坚持“一家店”的政策：如果有一家以上的分店，他就不去光顾。这对拒绝会造成整个家庭式经营的生意和地方经济的没落的经济形式——不容许有敌人的战争，是多么高明的陈述！我尽量追随他的作法，我建议你们也考虑这么做。
在最大处，我们可以努力创造根据上述原则之合作式的商业和社会，灌输政府这个观念，并经由文字和语言传播这个想法。
10．大自然的神圣
“在你从工作、政治、宴乐等等之中取尽所有可取的之后——并发现这些种种最终都不能满足或永久保存——还有什么留下来？大自然。”
——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
部落生活的第一条守则，是人类乃依赖环境而活。城邦建立时，建筑物和街道的人造环境，促使我们遗忘我们与地球和所有生物的神圣连结，我们以为生计乃从城市的人工环境而来，所以我们将教会从自然的殿堂移到人造的建筑物内，最终，我们与自然在心灵上的连结完全断绝，以至于年轻文化将自然界视作邪恶或“异教”。
现在我们对环境的破坏行为，使我们面对面遭遇我们长久以来所忽略或当成敌人加以征服的自然界。现在应该是我们了解，地球上其他生物和我们一样有权要求生存的时刻。他们在地球史上是我们的兄姐；他们和我们及我们生命的来源息息相关。
我的导师米勒有次对我说：“汤姆，你是否想知道如何可以看到神的眼睛？”
“当然想！”我答道。
“那就直视任何生物的眼睛。”他说：“从猫或狗的眼睛、从鱼或苍蝇的眼睛、从朋友和敌人的眼里，你便能看到神的眼睛。”
在另一次，他告诉我：“我的老师波利亚克常说若你祝福一棵草，所有的草都会祝福你；若你祝福一棵树，则所有的树都会祝福你。但祝福必须带着感谢、尊重与爱，而不只是一句‘祝福你’。”
不只是人类社会对其独一无二的存在有天生的权力。多样性强化生物系统的自然法则告诉我们：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如此。例如，如果伐木工人将树看作神圣的生命体，那么将古老森林大规模砍伐殆尽的破坏，将不会成为“不幸的必要”，而是冒渎的行为。
在人类20万年历史的前19．4万年，人类视世界和万物为神圣，认为他们拥有魂与灵。造成世界永久伤害的人，会受部落谴责为疯子并遭驱逐，因为部落人民了解，他是在破坏其子子孙孙的世界，一种无法想像、离经叛道的行为。
古代的民族了解：当你踢你的母亲（地球）一脚，她必会回敬一拳。她不会束手待毙。
世界会不会把人类看得比树或狐狸重要呢？森林会喜欢人甚于鹿吗？海洋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蓬勃吗？地球会因为我们自城邦兴起以来7000年之久的居住，而更为健康吗？
只有城邦统治的年轻文化的自大，才会认为所有地球和宇宙历史都以他自己的一生为终点站而无其他的了。这又是上帝命定说的教条：因为我们能做/偷/杀/征服，某个神是站在我们这—边，而且他甚至早已决定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将所有生命视为神圣，如同我们的老祖宗所做的一样。
你可以将此观念与他人分享。告诉他们这一切——当她或他直视任何生物的眼睛时，她或他便看到造物者的眼。这是多么有力的观念，你的朋友也许会因此经历而改变，然后转而去与他人分享，如此，我们便开始改变世界。
我从亲身经验知道，当较重理智者了解，古老文化的世界观其实比我们的文化更具科学根据以后，他就会转变。这转变开始于我们对“事情如何作用”的了解，基于此理解，我们“所有被造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是他们的一部分，因此万物都是神圣的并有其价值”的观念将越趋肯定。 10．大自然的神圣
“在你从工作、政治、宴乐等等之中取尽所有可取的之后——并发现这些种种最终都不能满足或永久保存——还有什么留下来？大自然。”
——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
部落生活的第一条守则，是人类乃依赖环境而活。城邦建立时，建筑物和街道的人造环境，促使我们遗忘我们与地球和所有生物的神圣连结，我们以为生计乃从城市的人工环境而来，所以我们将教会从自然的殿堂移到人造的建筑物内，最终，我们与自然在心灵上的连结完全断绝，以至于年轻文化将自然界视作邪恶或“异教”。
现在我们对环境的破坏行为，使我们面对面遭遇我们长久以来所忽略或当成敌人加以征服的自然界。现在应该是我们了解，地球上其他生物和我们一样有权要求生存的时刻。他们在地球史上是我们的兄姐；他们和我们及我们生命的来源息息相关。
我的导师米勒有次对我说：“汤姆，你是否想知道如何可以看到神的眼睛？”
“当然想！”我答道。
“那就直视任何生物的眼睛。”他说：“从猫或狗的眼睛、从鱼或苍蝇的眼睛、从朋友和敌人的眼里，你便能看到神的眼睛。”
在另一次，他告诉我：“我的老师波利亚克常说若你祝福一棵草，所有的草都会祝福你；若你祝福一棵树，则所有的树都会祝福你。但祝福必须带着感谢、尊重与爱，而不只是一句‘祝福你’。”
不只是人类社会对其独一无二的存在有天生的权力。多样性强化生物系统的自然法则告诉我们：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如此。例如，如果伐木工人将树看作神圣的生命体，那么将古老森林大规模砍伐殆尽的破坏，将不会成为“不幸的必要”，而是冒渎的行为。
在人类20万年历史的前19．4万年，人类视世界和万物为神圣，认为他们拥有魂与灵。造成世界永久伤害的人，会受部落谴责为疯子并遭驱逐，因为部落人民了解，他是在破坏其子子孙孙的世界，一种无法想像、离经叛道的行为。
古代的民族了解：当你踢你的母亲（地球）一脚，她必会回敬一拳。她不会束手待毙。
世界会不会把人类看得比树或狐狸重要呢？森林会喜欢人甚于鹿吗？海洋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蓬勃吗？地球会因为我们自城邦兴起以来7000年之久的居住，而更为健康吗？
只有城邦统治的年轻文化的自大，才会认为所有地球和宇宙历史都以他自己的一生为终点站而无其他的了。这又是上帝命定说的教条：因为我们能做/偷/杀/征服，某个神是站在我们这—边，而且他甚至早已决定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将所有生命视为神圣，如同我们的老祖宗所做的一样。
你可以将此观念与他人分享。告诉他们这一切——当她或他直视任何生物的眼睛时，她或他便看到造物者的眼。这是多么有力的观念，你的朋友也许会因此经历而改变，然后转而去与他人分享，如此，我们便开始改变世界。
我从亲身经验知道，当较重理智者了解，古老文化的世界观其实比我们的文化更具科学根据以后，他就会转变。这转变开始于我们对“事情如何作用”的了解，基于此理解，我们“所有被造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是他们的一部分，因此万物都是神圣的并有其价值”的观念将越趋肯定。
11.改变使用科技的焦点
我们不能在 DNA上做假，我们也不能规避光合作用。我们不能说：“我一点也不关心浮游植物。”所有这些微小的机制，提供我们地球生活的先决条件。若说我们不在意，就等于一字不差地说“我们选择死亡”。
——芭芭拉·渥德（Barbara Ward）（1914——1981）
《谁替地球说情？》
在本书的头几章，我说明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及整个世界的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进行，乃是因为我们快速地用尽3亿年高龄不能再生的能源：古老的阳光，主要是石油的形式，但也包括煤和天然气。我也引用数据指出，该资源在现行消耗速率下，将会在我们或我们下一代的一生中用尽。
然而，它的结束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不会有一天醒来，突然发现置身于一个只剩干汽油桶和停在地面的喷气式客机的世界。
当石油逐渐买不到，价格便会上升。油价上升将影响所有使用石油制造或利用石油的事物的价格，从塑胶制造的货品，到经石油动力的农场机械所生产，再经石油动力的卡车和火车运送而来的食物。如同1970年代早期的石油危机所发生的，油价暴涨将会造成经济危机，加深贫富鸿沟，和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加压。大萧条期间所见情况的再现并不无可能，而且如今世界人口三倍于1930年，情形可能会严重许多。有些未来学家预测，为了争夺资源，将会发生“石油战争”及全球性冲突。
不论石油不足会如何影响世界的细节，有一事是确定的：人们将会被迫少用石油。因此，“40年后我们出局”的预测是不实际的。反而，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当世界上的油井开始干枯，或石油国家决定保留剩余的储藏，油价上升将迫使消费者和国家，进入比较不依赖石油的生活方式。
用石油来帮助我们不用石油
趁我们还有机会时，让我们将拥有的资源使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上。
石油目前被用以加热工业及政府的锅炉，但这种使用的形式是“一次用尽”——烧掉它，就这样而已：资源已经用完，再也不会产生其他好处。
这正是艾森豪威尔所谓的错误，当他说制造战争机械就代表向我们的子孙行窃，即意指军队花费的性质是“一次用尽”。如果政府用赋税去生产子弹（或坦克及火箭），这消费将短期地刺激经济。有些人会被雇来制造子弹，有些人去采矿、熔铅，诸如此类。在短时间内，因为它增加了作机会，并消费由工业抽取、精炼、制造出来的物质，而有刺激经济的效果。我们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看到军队花费的短期经济利益，也在里根政府花费上万亿美元在“星球大战”计划上看到。
然而，问题是，一旦钱花完且工作结束时，我们就走到尽头了。军队的军备惟一可以做的（经济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是它们自己的毁坏。当子弹发射后，它就没了。燃烧的火药或埋在人体内的铅丸不再有用。当坦克、轰炸机或导弹使用后，它们对整体经济没有次要的利益，（当然，经由制造炸弹的工人使用薪资的经济形式，会有涟漪效应，但若比起炸弹本身是“生产性的”而将引起之多重涟漪，那只不过是很小的效应。）
另一方面，当同样的钱和资源用来建造商业用的货柜车，这卡车可加入经济系统，加速贸易且每天为社会经济贡献价值。这就不是一次用尽的花费，乃可与系统其他部分共同合作以产生更进一步的价值。
制造轰炸机是一次的花费，就好像将钱倒入洞里埋起来。生产一架商用喷气式客机则能创造出一个经济工具，在几十年里提供上千人工作机会和运输服务。
特别重要的，是那些在使用时会捕捉现有阳光能源，且将之转为可以取代矿物燃料的形式的产物。这种产品具有持续的用处和生产力，也能减少未来我们所需的矿物燃料量。
因此，它们可以看作是将资金放入我们的能源银行，而不是只将能源领走。太阳能源板、风力系统、水力系统、氢气生产和储存系统：这些均代表了现今石油可用做投资而非消费的方法。
如果社会开始有智慧地使用矿物燃料，来断绝我们使用矿物燃料加热与发电的需要，那么“石油末日”的冲击就会减轻。同时，当替代能源系统上轨道时，石油的消耗便能减少。
虽然最终全国及全世界都必须有这些系统，现在全世界许多家庭及乡村社区中，已经开始小规模使用了。
在佛蒙特这里，电非常便宜。一小时1000瓦的电才需9美分。所以同时在屋子里以10个100瓦的灯泡照明各房间一小时，花不到10美分．但这种情形不会维持太久。
“离开栅网”而生活
美国正在推行自己生产自己的动力。这个运动开始于几十年前，大部分是由住在非常偏远地方的人发起的，因为要将电力从当地的输电线路网传输过去，是不可行的或是不经济的。过去20年来，随着有效率、不昂贵并且适合家庭使用的风、水及太阳能发电机的开发，这运动已经流行于那些注重独立性、关心未来电力供应的可靠性或成本，或担心“大电力”对生态冲击的人。
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让大部分工业化世界的郊区和乡村居民自己生产自家的用电。日本三洋便制造屋顶砖瓦和窗户玻璃的太阳能发电机，而在世界许多地方，屋顶型或院子型的风力发电机足以供给一家的用电。太阳能电池产生的电，已经从 1975年的30美元/千瓦小时，降至1996年少于30美分/千瓦小时。成本已降低100倍，预计5年后可再降10倍。蓄电池和反用换流器也在降价，而氢气发电的燃料电池（目前只有太空人在使用），很有希望在未来储存电力，因为只要将水通电便可轻易产生氢气。
相同的，必要时大部分的家庭可以种植他们自己的食物，1英亩最佳的地一年可生产5万磅番茄或4万磅的马铃薯。许多地方（特别在欧洲国家的小镇），流行将前院草坪或后院（或两者）从种草改为大菜园，通常可供应大部分家庭食物。现今很多美国人应该还记得，这种情形在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小块土地被称做“胜利花园）。
净水系统已发展了一段时间，现在有手动的逆渗透过滤器，可以消毒在任何地方的雨水和地下水。
“离开栅网”生活的观念，在乡村地区和视政府为邪恶势力的人当中很普遍。因此，它可以说是少数团体的生活方式。
然而，分散电力、食物和水的生产，可能是如何在未来石油的取得不易时，避免崩溃而形成大灾难及悲剧的重要关键。
根据美国政府于1990年的研究，这是很有前景的。报告中指出，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水、生物体）可以提供70％以上美国的动力所需。例如，仅仅在加州目前有1．5万个风力发电机，理论上可生产足够整个旧金山照明的电力。
然而，政府对能源生产的补贴，大抵仅限于大型燃油及燃煤的电力公司，因为他们捐献了足以左右立法的选举赞助金。
卡特因为担心未来世代的石油供应短缺，便设立小规模电力生产的补助金，因而开始了一种新的工业；但在大石油选举贡献者的压力下，里根在他首批政府施政中删除了这项补助，使得小型太阳能工业胎死腹中。
不过，该工业仍有一小部分的残存者挣扎着生存下来，而且有越来越多人在试验小型的太阳能、风力及水力发电。
虽然大型集中系统能看起来很经济，但最终而言，并不是如此。集中阶级性的架构，本质上比分散及草根性的结构不稳定。统一的系统对控制此系统的人非常有利，但最终提供给消费者的是持续的依赖性。
有一个故事，令人联想到现在美国公司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天然资源，然后再将成品卖回这些国家（在消除家庭农场的同时也控制农业生意）。在这故事中，甘地用简易纺车——可以将羊毛或棉花纺成线的手动工具——当作他对抗英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在那时，英国下令关闭所有印度的制衣厂，并将便宜的印度棉花运到英国，由英国工人制成衣服。由于这种工业在英国乡村很流行，此举提供了英国人工作机会，更使服装工厂的老板大举获利，并对英国政府有政治助益；然而，印度人却因此陷入贫穷，他们被迫用高价购买英国进口的衣物，而这些本来他们可以很便宜地制造。
甘地主张应从集中经济回归地方性经济，并且建议家庭，或符合实际考量最大的单位——村庄，应该种植自己的棉花，纺自己的纱，做自己的衣服。他身体力行，亲自用手做简单衣服。很快地，纺车的标志成为全印度改变的一个有力象征，也是独立运动之非正式标志。
就如甘地所知的，当人们生产自己的食物、热和光，他们便较能自由和独立。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会更有效率地使用这些资源，因为他们对资源太熟悉了，而且非常接近其来源。使用他们自己的灯光，吃自己的食物，感觉自己产生的热，他们对这些民生必需品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和重要性，有深入的知识，这知识是许多“在栅网”上生活的人所缺乏的。基于此知识，他们变得更节省地使用自己小心翼翼从周遭环境萃取出来的资源。
节省资源
当我们在1997年5月搬到佛蒙特州，我们很快地发现到一个山村里特有的生活面——电力短缺。
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个月，有三天没有电。当地人说一般不会这么糟——因为天气罕见的恶劣——但我们仍很快学会使用紧急发电机，用蜡烛及油灯照明，并且珍惜用电池的收音机和电脑。
这些让我发现以前是多么浪费电，而节省资源其实并不难。
既然节省资源减低许多我们必须生产的电力，它更进一步让我们较容易离开栅网生活。
以照明为例，大约从100年前才开始有点亮整个房间的观念。在人类历史的其他时间，我们使用“区域照明”：一盏阅读使用的鲸鱼油灯或植物油灯，或是蜂蜜蜡烛，以节省资源。这些照明形式使用的燃料很少，最多相当于一个10瓦或20瓦的灯泡。
同样的，许多人发现有效率的生活让人觉得满足。如：骑脚踏车而不开车，保留和再利用食物包装，将餐桌上的残肴回收堆肥，买二手衣服并修补旧衣服再穿，将房子尽量隔热以减少燃料的使用,保养汽车使其寿命超过20万英里数。
在简约生活中有一种成就及独立感。最近几年，节俭甚至被消费者杂志及妇女杂志当作流行的生活方式来吸引读者 。
然而，许多人脑袋里有一个喋喋不休的声音，也许是里根年代的回音，一直在说自发性地不消费、不成长、不竟争、不获取、不支配，在某些方面就是承认失败。是这样吗？正好相反，这才是自我保护且符合高度成功标准的行为。 11.改变使用科技的焦点
我们不能在 DNA上做假，我们也不能规避光合作用。我们不能说：“我一点也不关心浮游植物。”所有这些微小的机制，提供我们地球生活的先决条件。若说我们不在意，就等于一字不差地说“我们选择死亡”。
——芭芭拉·渥德（Barbara Ward）（1914——1981）
《谁替地球说情？》
在本书的头几章，我说明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及整个世界的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进行，乃是因为我们快速地用尽3亿年高龄不能再生的能源：古老的阳光，主要是石油的形式，但也包括煤和天然气。我也引用数据指出，该资源在现行消耗速率下，将会在我们或我们下一代的一生中用尽。
然而，它的结束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不会有一天醒来，突然发现置身于一个只剩干汽油桶和停在地面的喷气式客机的世界。
当石油逐渐买不到，价格便会上升。油价上升将影响所有使用石油制造或利用石油的事物的价格，从塑胶制造的货品，到经石油动力的农场机械所生产，再经石油动力的卡车和火车运送而来的食物。如同1970年代早期的石油危机所发生的，油价暴涨将会造成经济危机，加深贫富鸿沟，和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加压。大萧条期间所见情况的再现并不无可能，而且如今世界人口三倍于1930年，情形可能会严重许多。有些未来学家预测，为了争夺资源，将会发生“石油战争”及全球性冲突。
不论石油不足会如何影响世界的细节，有一事是确定的：人们将会被迫少用石油。因此，“40年后我们出局”的预测是不实际的。反而，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当世界上的油井开始干枯，或石油国家决定保留剩余的储藏，油价上升将迫使消费者和国家，进入比较不依赖石油的生活方式。
用石油来帮助我们不用石油
趁我们还有机会时，让我们将拥有的资源使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上。
石油目前被用以加热工业及政府的锅炉，但这种使用的形式是“一次用尽”——烧掉它，就这样而已：资源已经用完，再也不会产生其他好处。
这正是艾森豪威尔所谓的错误，当他说制造战争机械就代表向我们的子孙行窃，即意指军队花费的性质是“一次用尽”。如果政府用赋税去生产子弹（或坦克及火箭），这消费将短期地刺激经济。有些人会被雇来制造子弹，有些人去采矿、熔铅，诸如此类。在短时间内，因为它增加了作机会，并消费由工业抽取、精炼、制造出来的物质，而有刺激经济的效果。我们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看到军队花费的短期经济利益，也在里根政府花费上万亿美元在“星球大战”计划上看到。
然而，问题是，一旦钱花完且工作结束时，我们就走到尽头了。军队的军备惟一可以做的（经济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是它们自己的毁坏。当子弹发射后，它就没了。燃烧的火药或埋在人体内的铅丸不再有用。当坦克、轰炸机或导弹使用后，它们对整体经济没有次要的利益，（当然，经由制造炸弹的工人使用薪资的经济形式，会有涟漪效应，但若比起炸弹本身是“生产性的”而将引起之多重涟漪，那只不过是很小的效应。）
另一方面，当同样的钱和资源用来建造商业用的货柜车，这卡车可加入经济系统，加速贸易且每天为社会经济贡献价值。这就不是一次用尽的花费，乃可与系统其他部分共同合作以产生更进一步的价值。
制造轰炸机是一次的花费，就好像将钱倒入洞里埋起来。生产一架商用喷气式客机则能创造出一个经济工具，在几十年里提供上千人工作机会和运输服务。
特别重要的，是那些在使用时会捕捉现有阳光能源，且将之转为可以取代矿物燃料的形式的产物。这种产品具有持续的用处和生产力，也能减少未来我们所需的矿物燃料量。
因此，它们可以看作是将资金放入我们的能源银行，而不是只将能源领走。太阳能源板、风力系统、水力系统、氢气生产和储存系统：这些均代表了现今石油可用做投资而非消费的方法。
如果社会开始有智慧地使用矿物燃料，来断绝我们使用矿物燃料加热与发电的需要，那么“石油末日”的冲击就会减轻。同时，当替代能源系统上轨道时，石油的消耗便能减少。
虽然最终全国及全世界都必须有这些系统，现在全世界许多家庭及乡村社区中，已经开始小规模使用了。
在佛蒙特这里，电非常便宜。一小时1000瓦的电才需9美分。所以同时在屋子里以10个100瓦的灯泡照明各房间一小时，花不到10美分．但这种情形不会维持太久。
“离开栅网”而生活
美国正在推行自己生产自己的动力。这个运动开始于几十年前，大部分是由住在非常偏远地方的人发起的，因为要将电力从当地的输电线路网传输过去，是不可行的或是不经济的。过去20年来，随着有效率、不昂贵并且适合家庭使用的风、水及太阳能发电机的开发，这运动已经流行于那些注重独立性、关心未来电力供应的可靠性或成本，或担心“大电力”对生态冲击的人。
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让大部分工业化世界的郊区和乡村居民自己生产自家的用电。日本三洋便制造屋顶砖瓦和窗户玻璃的太阳能发电机，而在世界许多地方，屋顶型或院子型的风力发电机足以供给一家的用电。太阳能电池产生的电，已经从 1975年的30美元/千瓦小时，降至1996年少于30美分/千瓦小时。成本已降低100倍，预计5年后可再降10倍。蓄电池和反用换流器也在降价，而氢气发电的燃料电池（目前只有太空人在使用），很有希望在未来储存电力，因为只要将水通电便可轻易产生氢气。
相同的，必要时大部分的家庭可以种植他们自己的食物，1英亩最佳的地一年可生产5万磅番茄或4万磅的马铃薯。许多地方（特别在欧洲国家的小镇），流行将前院草坪或后院（或两者）从种草改为大菜园，通常可供应大部分家庭食物。现今很多美国人应该还记得，这种情形在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小块土地被称做“胜利花园）。
净水系统已发展了一段时间，现在有手动的逆渗透过滤器，可以消毒在任何地方的雨水和地下水。
“离开栅网”生活的观念，在乡村地区和视政府为邪恶势力的人当中很普遍。因此，它可以说是少数团体的生活方式。
然而，分散电力、食物和水的生产，可能是如何在未来石油的取得不易时，避免崩溃而形成大灾难及悲剧的重要关键。
根据美国政府于1990年的研究，这是很有前景的。报告中指出，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水、生物体）可以提供70％以上美国的动力所需。例如，仅仅在加州目前有1．5万个风力发电机，理论上可生产足够整个旧金山照明的电力。
然而，政府对能源生产的补贴，大抵仅限于大型燃油及燃煤的电力公司，因为他们捐献了足以左右立法的选举赞助金。
卡特因为担心未来世代的石油供应短缺，便设立小规模电力生产的补助金，因而开始了一种新的工业；但在大石油选举贡献者的压力下，里根在他首批政府施政中删除了这项补助，使得小型太阳能工业胎死腹中。
不过，该工业仍有一小部分的残存者挣扎着生存下来，而且有越来越多人在试验小型的太阳能、风力及水力发电。
虽然大型集中系统能看起来很经济，但最终而言，并不是如此。集中阶级性的架构，本质上比分散及草根性的结构不稳定。统一的系统对控制此系统的人非常有利，但最终提供给消费者的是持续的依赖性。
有一个故事，令人联想到现在美国公司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天然资源，然后再将成品卖回这些国家（在消除家庭农场的同时也控制农业生意）。在这故事中，甘地用简易纺车——可以将羊毛或棉花纺成线的手动工具——当作他对抗英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在那时，英国下令关闭所有印度的制衣厂，并将便宜的印度棉花运到英国，由英国工人制成衣服。由于这种工业在英国乡村很流行，此举提供了英国人工作机会，更使服装工厂的老板大举获利，并对英国政府有政治助益；然而，印度人却因此陷入贫穷，他们被迫用高价购买英国进口的衣物，而这些本来他们可以很便宜地制造。
甘地主张应从集中经济回归地方性经济，并且建议家庭，或符合实际考量最大的单位——村庄，应该种植自己的棉花，纺自己的纱，做自己的衣服。他身体力行，亲自用手做简单衣服。很快地，纺车的标志成为全印度改变的一个有力象征，也是独立运动之非正式标志。
就如甘地所知的，当人们生产自己的食物、热和光，他们便较能自由和独立。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会更有效率地使用这些资源，因为他们对资源太熟悉了，而且非常接近其来源。使用他们自己的灯光，吃自己的食物，感觉自己产生的热，他们对这些民生必需品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和重要性，有深入的知识，这知识是许多“在栅网”上生活的人所缺乏的。基于此知识，他们变得更节省地使用自己小心翼翼从周遭环境萃取出来的资源。
节省资源
当我们在1997年5月搬到佛蒙特州，我们很快地发现到一个山村里特有的生活面——电力短缺。
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个月，有三天没有电。当地人说一般不会这么糟——因为天气罕见的恶劣——但我们仍很快学会使用紧急发电机，用蜡烛及油灯照明，并且珍惜用电池的收音机和电脑。
这些让我发现以前是多么浪费电，而节省资源其实并不难。
既然节省资源减低许多我们必须生产的电力，它更进一步让我们较容易离开栅网生活。
以照明为例，大约从100年前才开始有点亮整个房间的观念。在人类历史的其他时间，我们使用“区域照明”：一盏阅读使用的鲸鱼油灯或植物油灯，或是蜂蜜蜡烛，以节省资源。这些照明形式使用的燃料很少，最多相当于一个10瓦或20瓦的灯泡。
同样的，许多人发现有效率的生活让人觉得满足。如：骑脚踏车而不开车，保留和再利用食物包装，将餐桌上的残肴回收堆肥，买二手衣服并修补旧衣服再穿，将房子尽量隔热以减少燃料的使用,保养汽车使其寿命超过20万英里数。
在简约生活中有一种成就及独立感。最近几年，节俭甚至被消费者杂志及妇女杂志当作流行的生活方式来吸引读者 。
然而，许多人脑袋里有一个喋喋不休的声音，也许是里根年代的回音，一直在说自发性地不消费、不成长、不竟争、不获取、不支配，在某些方面就是承认失败。是这样吗？正好相反，这才是自我保护且符合高度成功标准的行为。
12．关掉电视
如果每天有五六个小时我们可以吸式吞食某种东西，因而得以去除我们身为个体的孤独，补偿我们光辉崇高的同伴之情，并使生命的每一面看起来不只是值得去活，更具神圣的美丽和意义；如果这美化世界的绝佳药物，能让我们第二天早上醒来有清醒的头脑、未受伤害的身体——那么，对我来说，所有的问题（且不只是像寻找新乐趣般的小问题）将能完全解决，并且地球也将成为天堂。
——赫胥黎（1894——1963）《被需要，一种新的乐趣》
（1949）
某种东西妨碍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将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几乎所有的现代文明——冻结在一个对生活认知不成熟的幼稚阶段。这显然是造成今天，即使大部分人知道他们正在破坏自己和下一代的未来，仍继续破坏环境以获取近利的根源。
这是与生命连结及成熟的问题。
在与美国原住民及世界其他部落人民相处之后，我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日日且持续不断的意义。这是无与伦比的发现，对我来说，真是一大冲击，因为我从小成长的文化告诉我，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最自由且最快乐的。
从我与古老文化人民的接触之中，我开始相信我们心灵失连之感，始自于年轻文化与自然的阻隔（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事便有此隐喻）。当我们决定将人类与其他造物分开，我们创造了一个又深又广的鸿沟。当我们决定，世界是为我们而造的，与我们分离的，而且控制及统治它是我们的神圣责任，我们就与那赋予我们生命的力量和心灵失去了接触。
因此我们看到那些心灵失连的人，住在盒子里，在盒子里开车，也许一年一次“出去到大自然”，接触一下以前人类每天经历的事物。这些人寻求逃避。他们坐在市区或郊区的家里，感到很糟，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焦虑、恐惧和痛苦，无法以药物、电视或心理治疗来改善，因为他们是因灵魂生病而痛苦，不是心理的问题。
他们被隔绝了。
此隔绝使得世界上的统治文化停止发展，比较关心“我”和“现在”，更胜于担任未来的监护人的角色。与古老文化的人之看待每一天的目的和生命本身的意义，正好相反。
人们从婴儿时期长到成年，要经历许多阶段。婴儿天生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未意识到他们即时经验以外的任何事物。到了某个年纪，他们开始察觉周遭环境，和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然后婴儿会了解到即使看不到，事物还是可以存在的，如在毯子下的玩具或离开房间的父母。某个年纪的儿童开始能照顾自己，不再依赖别人（父母）为他们做任何事。青少年则开始知道同侪之间的社会结构，能够承担照顾幼儿的责任等等。
成熟过程的一部分是从“自我”转移至“我们’——一种对他人的责任感。
这在古老的文化中毫无问题：其传统一贯地强化个人与环境的关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但年轻的文化对此有两个问题。第一，当我们决定要负责什么，我们通常会划地自限，说：“我只对与我有直接关系的人负责，他人自行负责。”通常这种观点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幼稚想法，就是别人（看不见的父母）应该负责：“在某处的某人应对地球负责——而不是我。”成熟的人应该发展出更有效的世界观。但证据显示，这个观点在年轻的文化中并未出现。
另一个问题更严重：年轻的文化愈来愈深陷于一个未完成、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一个说“我是宇宙的中心，我最为重要”的阶段。在此生命阶段，儿童心中甚至没有任何贡献未来的想法，只是“我现在要！”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似乎逐渐退化——变得日益幼稚，而不是更成熟呢？
最主要之“幼稚的”文化观念——“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每天从电视，这个文化的主要代言工具，对我们呐喊。这幼稚信息的不断强化、灌输，使我们文化保持幼稚，把年轻人训练成幼稚，并且阻碍我们成熟。
这个信息密集不断的理由很简单，当人们行为像小孩，要求欲望的立即满足时，他们就成为理想的消费者。
只有关掉这些信息，我们才能开始成熟的过程——但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却很少做到。
吸引我们目光、听觉的就是那些让我们兴奋的事物。这并不意外，也不是只有恶意的广告商才能了解这点。但当广告越来越有技巧，越来越有能力，人们从广告中找到越来越多的兴奋和刺激。“看看你可以拥有什么，”广告说：“看看你的生活如何能更好更有趣。”
“消费主义”诞生了——借获取事物来改善生活的观念——且被电视扩大成啃蚀文化的怪物。在“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它为公司和市场立下汗马功劳；但却完全将人类从使每一个人生活都好的较成熟观点上引开。
消费主义在许多方面变成现代年轻文化的主流信仰。甚至教会亦难以招架，将他们神圣的日子转为消费主义的狂乐。比起参加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仪式，今天更多人从购物中追求快乐
虽然我并不反对参与现代的市场活动，但我所一再看到的是，当电视从家里移走时，大人和小孩身上的改变。家安静了，人们也更清醒更稳定，而且注意到真实的世界。
关掉电视，每天静坐10至15分钟；再于户外散步几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而且，如此一来你也对我们地球的医治有所贡献。
注释：
①最近一个全国性广播脱口秀的主持人诘问我，要我给他“即使一个理由也好，为什么我应该关心海地人的死活？”
13．现代部落：有目的的社区
“社会因缺乏个人动力而停滞；动力因缺乏社会认同而消褪。”
——威廉·詹姆斯
“部落组织”这个名词，在全球优势文化中通常有负面的含意。上一个世纪的书籍——包括人类学的教科书——和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好莱坞制作的西部片中，把部落生活描写成“原始”人类特有的。这种定义源自于城邦年轻文化统治者的观点，把所有社会系统拟想成强制的统治组织。在阶级制度中有好/坏，较好/最好与统治者/被统治者之分。
然而，过去的永续部落文化并无消灭不同种族，也未出去同化他人，而是体认到不同种族有不同血统、生活形态、宗教和维生方法。在部落世界里，不同族群可以比邻而居，互相贸易和合作，甚至产生冲突，然而仍旧维持特有的本质。今天，我们正需要一种如此了解人类差异的生活方式。
部落间为了维持部落性，一致反对任何一群人尝试剥削、奴役、征服或消灭其他族人；他们知道这种行为只会培养出更多同类型的人。部落间相处有如大家都在同一个世界一起生活。就因为这个理由，他们长久下来亦同意维持各自独特的本质，进而提升人类的多样性。
部落和社区
部落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许多像位于卡拉哈里沙漠的部落，完全是由一个家族衍生而组成的，通常都只有10个人左右。在西方社会有些家庭组成类似部落的关系：美国肯尼迪家族就是著名的例子。至少在他们之间有一种“这就是我们”的共识。把你的家庭视为一个部落，可帮助建立自我认同、力量、弹性和极重要的归属感。
今天许多人选择牺牲家庭文化（注重团聚及建立分享经验的感觉），代之以消费文化。虽然小一点的房子和车子，可能让父母有多一点的时间在家与小孩子相处，他们选择夫妇都工作以拥有更大的房子及更新的车子。他们也牺牲了在部落时代重要的家庭连结的建立仪式，像是一起吃饭和家庭长谈，代之以企业资助和广告导向的电视节目。
逐渐地，人们决定简化生活，减少花在统治文化之商业世界（和其主要的支持者，电视）的时间，而将精力转放在他们的家庭——实际上，就是他们的部落。
从电视/消费者/大众传播媒体所灌输的“更多、更多、更多”的狂乱中退回来，并且改善一个人的意识和行为，是很可能做得到的。一种方式是让家里的每一个人更直接参与日常生活所需，这可以让人们感受并且看见，他们的努力和所享用的食物或温暖之间的关联。
觉醒的人们也逐渐搬到周围有泥土的房子，来种植部分食物，并且有足够的树木来取得可再生热源。你可以找到当地的饮用水源，设法产生自己的电力，建造地窖以储存冬天的食物。现在，许多人心系着地球，而选择地方性家族部落式的生活。
有目的的社区
家族部落的下一步，是分享共同兴趣的部落。
这是由在同一地区居住的人组成的，他们分享食物的供应，一起建立燃料的供给，并且合作创造生活空间。我们可以在美国原住民的生活中，及欧洲人在美国西部定居的故事中，看到这第二层部落的例子。他们创造具有共同生存利益的社区，并因而达到某种程度的保障和稳定性。
除了生存上的考量，社区还有两个重要部分；安全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自从原始人开始生火，并且在火堆旁团团紧靠一起，希望这奇妙的温暖可以使他们远离邪灵并且赶走老虎和熊，此二者便是社会基础。
弗洛伊德曾指出，任何人群，不论是在公司、社会甚至国家，最后都会重组成一个家庭式的组织。在其中，父母亲的角色浮现，兄弟姊妹间的竞争显露，并且人们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和角色，而这通常与他们在自己家中的定位和角色相符：坏男孩、可爱的小孩、小教授、教养者、教唆者等等。弗洛伊德还证明，父母的角色失去功能时（如发生在希特勒时的德国），整个家庭（在此例子中指德国这个国家）将会失去功能。
在了解家庭重建发生于所有的社区之后，无论大小，建立社区重要的第一步，是创造一个滋养的、安全的、且具有功能的社区结构。
人类已进行结构试验十万年以上，最后发展出最有功能、最稳定，且能永续的人类组织，是非集中的、小聚落的、平等的，并且民主的社区结构，如同肖肖尼族及世界上其他原住民所实行的一样。经由谨慎选择曾证明有能力养育他人的领导者——可以避免宣扬自己或随意的想法，可以给予、给予、再给予而不求很多回报的领导者——部落社区传统上都会提供给社区“父母”的模型，以及使人们加入社会时不会感到犹豫和害怕的安全感。
这些年长者就是社区的核心：他们有日积月累的智慧。他们是某个领域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曾在那领域证明过他们的才干或经验或智慧。由于失去我们的长者（通常他们都到养老院去了），特别是以企业、广告取向的电视取代与他们之间的互动，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累积智慧和当地知识的积蓄。以注重经验之智慧的方式再造我们的社区，我们可以重新捕捉这个宝藏。
“部落长者的领导权”，并不像阶级式年轻文化一样是权力的同义词：比较接近于我们所谓的“责任”。没有如此有效率的和关心的领袖，人类社会必然瓦解。
如果父母的角色是不关心的、疏离的、遥不可及的、好非难的、批评的或滥用的，则社会将如中心腐烂的树一样病垮。
当社区的成员感到该社区是一个耻辱，感到社区乃在追求有别于他们的需要之特定目的时（如对他们施以贩售、控制，或剥削之行为），则社区也会崩溃。社区成员不再信守保持街道清洁，甚至开始表现破坏行为。我们在大城市看到这不幸的成果，但在许多小镇或自治村也是如此，特别是那些传统社会的互动，被人们坐在隐秘房间里瞪着电视好几个小时所取代的。
然而，小社区逐渐成为主要的存在方式。“离开栅网”生活的人数正在上升中，而这些人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回响，因为他们身体力行且传播独立自主的价值。经由他们的存在，他们将这些观念放入传播的精气中，放入集体意识中，放入谢尔德雷克所谓的形态场域中。他们从成为统治的年轻文化中的统治者、阐释者，与表达意见者的企业和政治家的权力，独立出来，他们要从俨然是城邦文化心灵失连的化身的大城市分离出来。
有人争论说，“小部落”社区不是好事，因为有时候就像异端。异端是灵魂的盗贼、意志的操纵者，阻碍个人进取心并寻求控制成员的行为和思想。我完全同意这种集团是统治的另一种形式，绝对应回避之。一个简单做法是避兔任何宣称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找到神性、救赎、启蒙、快乐、自由或清灵的人或集团。这是异端的定义，并且当一个人或领袖声称他或她是“通往神的门时”，异端的意味就非常明显。
但除了上述的警告外，小、独立、自给自足的社区，最能在正常的经济与文化的盛衰交替循环中生存下来，而且在石油供给缩减时浮现的大灾难中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从犹他州的摩门教到宾川的阿密叙（Amish）族人的乡村社区（不管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宗教哲学），平安度过了大萧条、战争及天气与经济的不可捉摸，就因他们的分享资源和他们的统一战线。
从成长中的社区运动获得支持和信息
从1980年代开始快速成长的运动中，许多人正在重新发展社区。少数几个家庭共同分享土地，创造出一个小型部落社区。有些人甚至自己起了个部落名称，来区分他们与其他部落相同与相异的目的、意图和方式。
一点也不意外，许多人在运动中自由分享他们所学到的。这可以提供那些想转入社区生活的人，一个切实际的开始。从全球各社区提供的书籍、导师和课堂上，你可以学到先民和原住民在森林和原野中种植和采集食物的技术。
当代书籍像拉夫（Howard Ruff）的《美国的饥荒和生存》（Famine and Survival in America）的出版，和追逐“千嬉年热”及宣称世界末日即将来到的人之增加，的确有助于提高对这些议题的意识，虽然有时他们的声调太尖锐而使人却步。无论如何，主流通常都不读它们：绝大部分的人在他们现在生活标准的享受中乐不思蜀，根本无法想像有其他生活形态。他们热爱他们的城市，从未停止下来想一想，他们对运送食物到超级市场的卡车有多依赖。他们把邻居视为刺激和娱乐的来源，而不是如果卡车停止运转，而城市变成未来派电影中之恐怖丛林，可能转成的稀少资源的竞争者。他们的世界观对今天而言是正确的，至少在西方世界富有的城市里。而且，其正确性毋庸置疑将在未来持续一段时间。毕竟，过去充满了那些说世界末日就在眼前，却没有活着看到那天的尸首。
另一方面，许多人正重新检视独立的小社区的生活形式，既能克服艰困时期更能改善太平盛世的可能性。他们形成小的合作社然后搬到乡下；有时候，当他们可以在院子或共同的区域找到更多的土地来种植食物时，甚至也在都市中组织他们的团体。全世界的社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因而孕育出许多书籍、杂志及指南，如：《在任何地方创造社区》、《社区杂志》及《社区指南：合作生活的指导》。
“乌托邦社会”常遭到取笑，尤其是有关环境的学术作品上，但这种社会在历史上，已经非常成功地渡过困难时期。从早期美国的小镇，到散布于佛蒙特州、加州、巴里岛等处的自治村，从以色列屯垦区的集体农场，到全世界的土著社会，小部落型组织的社会都能成功。
造访一个有目的的社区
上述组织的现代版称为“有目的社区”。通常他们组成一个小团体，在那里每一个人共同拥有土地，但各个家庭拥有自己的和部分社区的建筑物。如果有人要离开，他们便把建筑物卖回给社区；如果有人想加入她们必须通过整个社区的审查。《社区指南》有世界上所有的社区目录，并有许多章节教导你如何开始你自己的社区生活。
1997年夏天，我和路易丝从指南里得知，家附近正好有一个这样的社区。它是几十年前由一群想要新生活的人成功建立起来的。我们联络他们安排了一次访问，在劳工节的周末我们亲自去瞧一瞧。
◆ ◆ ◆ ◆ ◆ ◆
采石山（Quarry Hill）是佛蒙特州最古老的有目的社区，在50年前由欧文·菲斯克及芭芭拉·菲斯克创立，原是作为作家和艺术家的退隐之地。欧文及芭芭拉的共同目的和梦想，是可以在无暴力的环境下养育小孩。1960年代带来了改变，而欧文对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其他哲学家及神秘主义者作品的着迷也改变了采石山。现在，在那里将近200英亩漂亮得令人激动的山地上，已有26间房子和一家实现他们目的的私立学校。路易丝和我在采石山待了一天，参观那块土地和房子，拜访了当地居民，并倾听他们的故事。
“我最爱这个地方的理由之一就是安全感。”盖勒女士说。在佛蒙特自治村住了20年的她，现任采石山社区学校的校长。“人们在这里完全互相接受，你可以只做你自己，并安全地做你自己。”
虽然采石山是最早的有目的社区，但不是惟一的。该州约有十来个社区，全国在“社区指南”列名的超过500个，而该指南的出版者指出，还有数百个社区要求不要被登录（大概已经饱和了），所以在北美“巳知的”数目约有1000个。
每个社区都不相同，并且大部分都不是“自治村”。所有社区的基本结构，是一群为着特别目的而选择住在一起的人。这些目的的范围，包括政治或环保的诉求，灵性或音乐的追求，甚至健康、教学或会议中心的经营。
有一种迷思，认为当代的所有有目的社区，是1960年代嬉皮士生活方式的残存者。并且这种社区都已和里根主义者及雅皮士一起消失殆尽。但这不过是一个迷思。有目的社区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一样长，并且据我所知，绝大部分与嬉皮士毫无相仿。
郊区、城市或乡镇的某一区域，就是一个社区。人们选择住在那儿，通常是因为生活品质、身份、经济上的必须、方便或接近家族等等。但是在这种社区，并没有决定谁可以迁入的结构：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买房子。
另一方面，在有目的的社区中，共享的目的超越了居住地本身，成为第一层的过滤器，确保申请社区成员资格的人都有一致的目标。
但这种社区筛选新成员的过程，容易导致社区过于单一化的缺点。即使假设这些社区没有种族主义问题，他们仍然下意识选择相同性而非多样性。在采石山的几位居民强调多样性的重要，认为多样性是维持他们社区茁壮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居民包括白人、黑人、美国人、德国人，甚至新西兰人，年龄层从1岁到80岁以上。也许社区建立者应该记得这一点。
有目的社区通常有四种起源。
遗传
这是传统部落社区的基础——每个人都是一个广大家庭的成员。家庭式的社区是全世界原住民族社区中的核心形式，而且几百万年来，遗传在人类及前人类当中形成社区的核心。虽然这种形式的社区在原住民当中相当常见（例如，在北美有400种以上不同的美国原住民的部落），但很少是从零开始创造出来的有目的社区的基础。然而，它的确会自然发生，特别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纽约州的奥耐达社区在1848年创立，现在的居民已是第四代和第五代了，采石山的居民也包括创立者和原始居民的儿孙。
遗传社区的优点之一，是与其祖先相连及延续的感觉，使老者和幼者受到尊重：老人承继着过去的智慧，而年幼者代表着未来。我曾参加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举办的美国原住民会议（我是400多个与会者中五六个白人之一），在开幕仪式中，年长者被邀请至台前接受给予他们的祝福。44个灰白头发的男女走到前面，其中一位以他的母语领导祷告。然后，带最多长者来参加会议的人，会因为协助他们的出席而受到表扬。
在会议中，每一个人自我介绍时，总会在他的名字加上部落的名称（通常使用他们的语言介绍他们的印第安名字）。这名称所代表的自我，对美国原住民而言是真切、扎实且具相当意义的。一个凯厄瓦人决不会想成为纳瓦霍人或克里人，就像荒野中的一头熊不会想表现有如一只海獭。事实上，在动物界，它们各有适应环境的方法，也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许多美国原住民对自我的认同以及认为“种族间有所不同”乃重要美德的概念，正是植基于此。
在现代美国，普遍把这种观念称为“种族主义者”。当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谈到，非洲血统的人应确立他们对自我和自己的仪式与文化的意识，而不是只想“成为白人文化”的一部分，许多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就将他烙印成为种族主义者。同样的，那些主张“白人分离主义运动”的人，相信各种族应分开居住并且不要混合。“种族主义者”之所以会是个负面的名词，及人种分离之所以会带来灾难，均是由于我们统治的文化所造成。
美国原住民的古老文化（合作的文化）完全接受（事实上，它希望）部落/遗传上的不同，并且保留个别的身份，因为不同并不意合优越、卑下或权力……而的确促进多样性。然而，当代文化中的种族主义者测来自于年轻文化上优下劣的心态，因而对那些提出遗传种族论的人，造成相当大的伦理及文化的困境。美国原住民的部落主义（在白人文化中有人称之为“种族主义”）执行得很好，因为他们多数的作为乃依据古老文化对部落、种族、血缘的不同所代表之意义的看法：不同的技术、新的事物，以及人们有不同传统、宗教习俗和生活方式是件好事的观念。
我们的年轻文化是一种吸收的文化，吃掉每一件事物（如同马尔科姆·艾克斯所说的），并将每件事物和每一个人转为其所用，特别是为控制者所用。这就是为什么“和我们不同就不好”是年轻文化主要的故事之一。不论我们的文化如何用“大熔炉”和“彩虹文化”等名词来伪装或美化，事实是美国（和世界的绝大部分）现在逐渐再部落化而大部分再部落化的过程是循着种族路线并产生悲剧性的结果。
再部落化之功能不佳、零碎及常发生暴力的原因，是我们年轻文化在很久以前破坏了黑人、白人和西班牙人等的部落，所以这些人没有一个“起点”，去重建有意义和建设性的部落仪式和典礼。这后果不但可以在城市内部的帮派（部落）中轻易看到，其实也已遍布整个社会。
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人们对“部落”身份感的需求，包括新时代运动。新时代运动几乎全由白人组成，他们早在几千年前，当罗马人、土耳其人、匈奴人和其他人，横扫欧洲且破坏或同化部落种族时，就已丧失部落的关连。在巫教、泛灵论和其他成打计的小支派中，我们看到恢复德鲁伊特人、凯尔特人、古代挪威人和其他古老部落仪式的尝试（从可笑的到高尚的），并把它们介绍给他们那些在今日已失去部落的后代。问题是，部落的破坏非常彻底（就如前述有关。冶撒如何对凯尔特人及德鲁伊特人赶尽杀绝，以及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几千年来的强迫部落种族接受基督教），所剩不多而难以重新开始。没有人记得凯尔特人的语言、传统、创造的故事及宗教仪式。在罗马征服者破坏他们的圣地之时，他们与以前文化的连结就完全断绝。
在美国原住民会议中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当白人向他们寻求心灵问题的解答时，原住民该如何应付。他们热烈地辩论这个题目：一方说印第安人“对世界负有责任”，应该分享他们有关部落社会如何组织并实行，及尊敬地球的心灵等知识。另一方说“这些凶狠的英国优”曾经“全力追杀我们”，所以原住民应该尽量远离“这些疯狂的白人”，“让他们互相厮杀，就像他们以前对我们所做的”。
其中一个发言人为原住民应该帮助白人学习如何建立部落而辩护，他说：“在白人当中，只有犹太人有部落意识。他们仍然有其部落仪式、圣地及圣物，也仍有血统的意识。其余的白人都遗失了这些，遗失了他们的种族认同，所以他们嫉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反对闪米特人的原因。”我们应该思考这点；人们需要种族仪式和与其种族根源的连结感。那些以古老文化的合作，而非以年轻文化的阶级性和统治为基础的种族（例如，现在并没有犹太教宗或国王），是最有可能生存（即使面临迫害）而不需要诉诸武力、暴力或永世处罚的威胁，来对抗那些不同意或不跟随的人。
然而，伤害已经造成了。我没有比那些仍旧住在那一度是部落士地上的人，更了解我的挪威、威尔士和凯尔特祖先2万年的部落生活方式。因此，如果我想创立一个社区并在寻求成员的广告上说：“征挪威人和凯尔特人”，最好的情况是被人称作没有意义，最坏的状况却是被标上种族主义者。因此，大多尝试以古老文化方式过活的年轻文化世界的成员，必须 寻求形成社区的其他传统方法。
领导及共同的愿景
这在历史上，曾是大部分非遗传部落式的有目的社区之基础：某人想出了其他人认为极佳的主意，而这个创始人还具有超凡的领导技巧来集合周围的人。在许多方面，社区的开始通常与宗教的起源相同：事实上，许多现代的宗教，是由围绕有力的领导者的社区发展而来的（或是带着对强力领袖的缅怀，追随另一个有力的现代“第二领导者”）。虽然也许有的宗教并不是如此开始，我想不出有哪些宗教会有例外——从“大”的宗教如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等，到这些大宗教的支派，如：摩门教、循道公会、苏非派，所有可以想到的教派都是如此开始的。就有如许多宗教都消失了，特别是主流宗教迷失的支派，许多社区也是如此。而其原因都是一样的：领袖放弃了，离开了，或去世了 。
似乎那些从有力的领袖过渡到强壮的社区转型中存活下来的社区，都是领袖同意让权力在社区中分享，同时留下一个人们热切地带进未来之愿景的遗产。
唐卡尔霍恩，采山石创立者之一芭芭拉·菲斯克的先生和社区哲学家，在其《精神与社区》（SPirituality andCommunity）的大作中，评论这个议题和相关的权力及控制的议题：
社区，像所有的亲密关系，必须解决同时保持亲密感和独立性的问题。有一种危险是从社会压抑下逃至自发性社区的个人主义者，会倾向于“做他们自己的事”，使得社区分离而陷入混乱。另一种危险是社区太坚持其目的，而使得个人的自我不存在。
这也是当我和路易丝拜访采山石时，他和芭芭拉对我们所说的话。解决的方式，就是一个分享的愿景，个体在其中既比社区大，也比社区小；每一个人在促进个体成长，同时也坚定实为必要及主要的人类需求的社区感的有机平衡下，为其他人服务。如同唐卡尔霍恩所写：
最后，我上述的困难应如何克服并进而达到精神社区？在社区里，我相信，只有借由形而上的愿景才能达到，而这愿景是存于每一个人之中，对社区中每一个人是其他人的一部分的了解——有或没有，创始人或非原创人，男性或女性，异性恋或同性恋，黑人或白人，犹太人或外邦人，小孩，青少年，青年人或老年人——除此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并且与之不可分离。这个愿景不是某种可被上流人士独占的事物，而是，以教友派的话来说，有“神在每一个人当中”的可能。只有如此，社区才能成为社区，并且成员才能了解，他们自己的救赎，是经由展开他们的力量以解救宇宙而达成的。
这不代表一个社区必须是灵性的或宗教的才会成功。事实上，只有35％列在“社区指南”上的社区，明显的是宗教的或属灵的。相同的，这也不代表阶级性的领导风格是必须的：只有9％的社区是有阶级性的或权威式的架构，而大部分是民主的。但一个健康社区的天性是能培育在其中的个体及家庭。对许多人而言，这就是一种精神的重要形式的定义。
人生的使命或工作
虽然这看起来似乎与有强烈的共同愿景相同，但它其实更进一步。这些年来我所知道最成功的社区，是那些有共同愿景并付诸行动者。
这范围包括以启蒙作为一生的使命，如冥思社区所实行的；基督教的生活形式，如公有结构的基督教社区（它们是成长最快的团体之一）。也包括因着特殊的使命而组织起来的社区，如照顾被虐儿（路易丝和我于1978年开始的塞勒姆儿童村的工作）。我发现工作对社区是很重要的。
社区的工作是一个激励点，一个共同的努力，借由简单的执行动作，活出社区的愿景。这工作每天提醒大家，也每天向社区愿景里的目标前进一步（通常这目标在个人的一生中是无法达到的）。
个人生命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当一个人对他的工作无法体会到使命感和目的，他的生命通常会在无舵中逐渐消磨成为行尸走肉。这些人转而逃入毒品、电视、酒精，或强制的性行为或赌博。他们迷失了，生命似乎失去了味道。在生命终点，回顾过去，只有遗憾与空虚。
反之，那些对工作有使命感的人会比较快乐、积极和多产，并且较能维持健康、不论是肉体上的、情绪上的、心理上的和心灵上的。工作与使命感或目标的连结，曾详载于过去50年来数十——也许是上百——的职场心理研究和工业分析里。这是创造和维持成功社区的重点之一。
生存上共同的关心处
如同本书和许多其他书籍所记载，这世界正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21世纪的初始，当然不是发生此问题的第一次。事实上，从人类出现开始——当然也在困苦或患难时——人们便聚在一起，形成社区以确保他们和家庭的生存。
美国有目的社区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在大萧条时期、南北战争后的不景气，以及1960年代，许多年轻人认为政府发疯似地将五万名以上的年轻人送到越南受死之时，就出现社区建立的高峰。目前似乎又出现建立社区的另一波高峰，很可能是由于许多人对局面会越来越困难，而聚在一起会比单打独斗更容易渡过难关，有相同之见。
虽然这种社区形态在困难时期最容易冒出来，但通常也是第一个死亡的社区。一旦危机结束，其共同的使命就丧失了，然后他们就漂移，最后解散。即使没有解散，通常也会转成小镇，最终失去社区意识。路易丝和我拜访过一个196O年代兴起的著名“自治村”，我们发现其士地和商业最近已被私有化（共同拥有权曾是他们社区价值的印记之一），吃素的共同承诺已被一些人忽略，而且许多人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家里看电视（以前是禁止的）。路易丝和我参观其以星期天早上的主日礼拜著称之室外圆形剧场，发现我们是惟一在场的人：事实上除了与管理和社区年度舞会有关的活动以外，其余的社区活动都消失了。在这方面，这一度繁盛的自治村，基本上已经把自己转为老化的嬉皮分部。一旦共同的愿景开始崩溃（此为领导权发生危机的结果），个人的利害关系便超越任何使命感或目标，然后社区便转为小镇（于此，你可以说他们是“成功的”，因为他们现在是一个“共同生存”的社区；然而我们观察到，这社区现在非常脆弱，因为已失去了领导和使命感）。
这是没有经过确立自我生命目标、使命和意图的基本过程，使贸然地跳入社区的危险。这也是社区创立者要面对的危险，如果他们没有经过类似的过程。如果社区成员的最大使命是提供头顶的一片瓦，他们可能最好去住郊区。相反的，只要有强有力的共同愿景，让团队的使命成为社区生活及工作的一部分，而人们因共同的价值和目的聚集在一起，一个社区可以转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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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和十几个其他想法类似的家庭聚在一起，集合所有的资源，买下足够的乡村土地，以种植自己的食物，和收集足够的木材或太阳能来保暖，想想看你的生活品质可能会有多大的变化。
想像在这其中，你们每天一起工作来实现使命：可以小至一起做晨祷，也可以大到编写引导书籍来帮助人们寻找他们的方向，或经营有关治疗和生存的训练中心，或任何其他上百种的重要课题。
当然这并不局限于乡村的环境。共同居住运动在欧洲业已茁壮，于美国也在成长当中。在像柏林和纽约一般大小的城市里，一群一群的人买下或租下整条街，以住在彼此的附近，通常也会发展出精致的屋顶花园或公园。在中小型的城市更容易实施，如佛蒙特州柏灵顿镇附近的“十石”社区，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社区的主要障碍，是阶级式企业导向雇用模式对个人的束缚。在此雇用模式中，个人的工作和生存或乐趣几乎沾不上边，却完全吸走生活能量，以至于当人们晚上回到家中时已经精疲力竭，正好适合看几个小时的电视然后上床睡觉。
所以一个成功而持久的社区之主要关键，是一群人在他们的生存或生计上可相互依赖。也许他们一起生活及工作（如路易丝和我在1978年在新罕布什尔创立的受虐儿社区）；或一起工作但各自住在不同的区域（如许多小型的生意，特别是合作社）；或以互相供给货品及服务的工作方式（如100多年前的美国小镇）。
仅仅只住得近是不够的：当只有如此时，就从“社区/部 落/小镇”转移成“分部”，不管相关的人的想法有多么类似。社区不需要一定有像前述的乡村土地：没有土地（如世界各地的吉普赛人），或心中有家乡（几千年的犹太人故事），或甚至在只有个人生活空间的城市或郊区里（如可以提供成员/拥有者生计的合作社或其他平等的事业）一样可以达成。
甚至住在同一个大陆上，也不是社区运作必要条件。譬如，我经营几个网络论坛，一方面经营者得以赚取收入，一方面提供给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一个相聚的场所和社区。这些社区的“场地”是完全虚拟的：例如，ADD谈话室和新世代生活谈话室，只要网络上的电子脉冲，不过我们的成员广布六个大陆。我们彼此深知，共享悲喜，关心不幸或生病的成员，并为经历成功之喜的人庆祝喝彩。我们一些成员成了佳偶，而当我们一位密友惠特韦尔最近逝于肺癌时，论坛里掀起一片全球性的哀伤。
所以社区的关键在于相互依赖——经济上、生活上的需求，或心情上的支持，或友谊——而非空间上的相近。若再加上空间上的相近，就类似于传统上的部落，但部落之所以为部落不在于种族或空间位置，而是成员彼此间的相互依靠。
这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发生。
许多人已在如此进行中，我认为他们是在我们进入危难匮乏时，人类生存与启迪希望之所在。如果组织得宜，这类社区会满足社会和精神上关键的需求，以及维持生计（如衣食、住处和就业）。
注释：
①化石证据显示，直立人在数百万年前已经以部落方式生活，并且会用火。而火从那时起就一直与原始人和人类遗迹有所关联。
②思考电视在创造出一个“全国性”或“全球性”社区时，所带来的冲击是很有趣的，这些社区是为了也是借由广播业者及其赞助者的利益来运作的。当人们每天花四五个小时看电视，一个接着一个的研究证明，他们逐渐与社会脱节。这现象在几年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称为“保龄球联盟之死”；电视的竞争已导致许多传统自发性社会组织之瓦解。
14．重建每日的生活与仪式
“一个缺乏故事传述者的文化终将趋于衰亡。”
—美国原住民灵师
今日我们所失去最重要的“古老文化与先民的生活奥秘”的其中一项是：“如何进行仪式与典礼？”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能全然精确地说“失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把那些可以提醒我们所有生命的神圣的仪式，转变成商业消费的嘉年华（这已俨然是一种现代生活信仰）。现今的文化，将神圣从日常生活中去除，并把有神圣涵义的节日变成单纯的假日。
无怪乎梭罗会写到，“大部分的人过着平静而绝望的日子”。大部分的人的确如此。因为很多时候，生命，这个上天所赐予我们的非凡的礼物，这个奇妙的体验世界的机会，因我们所处的文化而褪去了敬畏与好奇。商业公司所为更甚于此：透过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收看两万多个商品广告，他们传递出“人生的目的就是消费”（更多、更好、更新、更先进、更高级）的信息。因此可以说，我们不仅让我们的生活离开了常轨，我们甚至亵读了它：大多数的人每天把他们的希求、恐惧、梦想都置于消费宗教的祭坛上。“他们希求更好的车，害怕失去工作，并且梦想有更大更豪华的房子。
仪式并未消失，只是变了样
不论我们是否留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充满了仪式的。早晨的一杯咖啡、收看晨间新闻、看报纸、开着车去上班、享受午餐时光、观赏最喜爱的电视节目、晚上上床睡觉。对多数的人，这是我们“无意识”的仪式。我们在过日子时用不着多想，也不曾去思考它们实已占据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它们就是我们的生活。
古人或稍早提及的部落人们，他们以日常的仪式来提醒自己，唤起生命中的非凡精神力量。我们还可以在类似饭前祷告这样的仪式中，发现古老经验的遗迹，但就连这仪式在现代的社会也已大抵消失。一个阿帕切的长者曾告诉我：“当我们准备举行某种典礼时，我们会到森林里寻觅合适的柴枝，我们必须征询每一柴枝是否愿意成为典礼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聆听回答并慎重处置，那些回以“不”的，我们就必须放下。不仅寻觅典礼用的柴枝如此：每一天每一时刻的每件行动，都是我们与存在于万物且透过万物说话的伟大心灵沟通的机会。”
在消费宗教的祭坛上，我们因迷信更多的消费是通往快乐的道路，已失去了很多，两个星期前，我到东北部某州的一家巴诺（Barnes＆NOble）书店演讲与签名。我讲的内容是有关“注意力缺乏症”（Attention eficit nsorder，ADD）（我第六本书书名），当中提出一些双亲和孩子要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及其他学习障碍的建议。讲完后，我坐在一张小桌前为读者签名，一对大约四十出头的夫妻走过来。先生穿着上班的西装，太太则穿着昂贵的名牌连衣裙。他们说刚刚才从先生公司客户的聚会中过来，接着当着我及其他围在桌边可能超过十几对夫妻的面，这位太太说了些让我心中刺痛的话。
“你知道多少人有度假屋、一艘游艇，一年一度巡航吗？”她这样开始。我点头却不知她接下来要说什么。她的声调含着怨怼，带着仿佛生命曾遭逢不平境遇的苦痛。“晤，比利就是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巡航，我们的夏令度假屋。”她接着说。
“他有ADD的问题，在一般学校里不能适应，我们只好送他到寄宿学校，结果在那他竟然逃学而后被警察逮捕。接下来在临时拘留所又与一个据他说试图强暴他的警卫打了一架，现在他被判袭警，他只有 16岁，已是个少年犯。我们花了3 000美元请律师向法院换来一个缓刑，现在他住在一家儿童精神病院。这些花费胜过一艘游艇和一间夏天的度假屋（即便是含税），而且这样的花费，在他18岁可以自主前，我瞧不出有停止的迹象。到时候也许我们已经破产。”
她的声音里有着明确的怒气、苦痛，当她的先生点头表示同意时，我也可以在他的眼中看到相同的情绪。他们认为，他们的孩子掠夺了社会可望提供他们的享受。这孩子偷走了他们通往快乐的机会，他夺走了他们多年奋斗所欲达成的生活目标。
在他们的心中，生活里最神圣最有意义的仪式就是去住在度假屋，驾船于湖上，或年度的巡航。我只能看着他们说：“我希望你们的孩子能安然度过，精神病病院对孩子而言是个痛苦的地方。”
“唤，他会撑过去的，”爸爸说。“他还有一辈子可以过，我们就不知撑不撑得过？”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些等着签名的十几对为人父母者，有近半数点头同意这对夫妻的见解。他们也一样担心，担心孩子的“障碍”将夺去消费宗教所宣扬的，他们终有一日会得到的快乐生活。
四天前，我在德国与我的良师益友米勒一起，我们沿着他最爱的林中小径（他管它叫“先知之路”）散步，他指着一棵长在山边的树，那树的根顺着、包裹着裸露的岩壁，粗糙的棕色根条盘踞在深灰的花岗岩上。“看！那些根找到了他们的路。’他说，“这就是生命，充满智慧、灵动。’”
他以手触摸树身，说：“谢谢你展现于此的生命力，因为你，我的生命丰富了。”
我也触碰了树，在心底默祷。
再往前走几英尺，他驻足指向覆盖满山遍谷初冬的树叶，此刻我们脚下数百英尺宽的施泰纳赫河正泊泊跃动流去，空气中闻得到雪的气息，冷冽骚动我的鼻头。“看看这些，托马斯！”他说：“你可以听到河的流声，感受空气的清冷。”泪水涌现在他眼眶，在84岁——他常说行将就木的年纪。“‘生命是如此的稀奇、珍贵。”他说：“想想所有曾活过的而今日不在了的人，他们会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来站在这里，呼吸这空气？生命真是神的恩赐。”
对于像米勒及其他活在古老文化的人而言，生命中每一天的仪式都充满神圣的启示。在每一时刻，我们可以得到年轻文化消费/商业宗教承诺千百次，却始终无法真正给予我们快乐与生命的意义。
有含意的仪式
在每日的仪式（“平常”的仪式）之外，我们也有一些有意识的、有含意的仪式。包括：结婚、上教堂，及其他人生重要的。大事、庆典。
几乎所有人类的社会里都有这般的仪式，这些个典礼标记了人生的里程碑。到了现代社会，这些仪式大部分已落失，有的则被转换成为商业祭司操纵的“消费的嘉年华”，比如像婚礼顾问公司、百货公司的圣诞节礼物区和陪你照相的圣延老人。
这对于我们的孩子特别具破坏性——人生大事的典礼从一季接一季而后长大成人，隔着历史的长流向远古呼应这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高中毕业典礼和入伍仪式是仅存的，对大多数的孩子，甚至这些也越来越没什么大不了。那些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成长的孩子还有成年礼的仪式，这已是绝无仅有。在勇往直前追求“更好生活”的潮流下，有越来越多的双薪家庭将文化仪式置于脑后。
然而，我们的孩子需要标记生命章节的仪式：根据美国健康统计中心的资料，15到19岁的孩童自杀，从1970年到1990年变为两倍。自杀与凶杀占美国青少年死亡的 1／3。
仪式，在很多时候是很重要的类似接胶水的成分，它把文化、社会、家庭，还有人际关系给凑紧起来。在现代社会，我们见证了仪式的快速崩解，把非常的转成平常的。一些机构的领导者似乎因有仪式的存在而感到不适，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加以“破除”；其他的人则似乎只关心是否能快点回家看喜爱的电视节目。一个朋友在看完本章的初稿后EMail给我，他说：
我想这不是意料之外的事，今晚我也正思及仪式（即便是非宗教的）这回事给人感觉已大不相同。今晚小女正式在她学校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就职。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主席在此时，通常会谈论有关这些被表扬的孩子们所体现的价值，这位主席则用了开头1/4的时间，以青少年已不如从前的内容搞笑。我知道这种仪式不是你所谈的那种（宗教和文化），但我想它们有些共通之处——对于何为重要的认知已在衰退中。
在我的书《先知之路>(The Prophet's Way）中，我将曾亲睹的一个阿帕切女孩的成年礼——从少女过渡到成年女性，详述下来。这一仪式已传承数千年，并明确转化了这个女孩。类似的仪式也存在于我所研究过的古老文化社会中。
我曾经参与四大洲原住民的仪式、典礼，每一个仪式对个人与文化都意义深远。美国原住民最常见的仪式就是谈话圈（talking circle），仪式中大家围成圈，把一件圣物（可以是柴枝、老鹰的羽毛，或其他东西）从一人传递给另一人。只有拿到圣物的人可以说话，在大部分的美国原住民部落，为表示对说话者的尊重，圈子里的其他成员皆避免与他有眼光的接触，这更有助于专注聆听。圣物依次传递，除非轮到自己，否则没有人会打断或回应他人的话语。如有人强烈同意说话者，他们可以轻声咕哝或在喉咙里发出表同感的声音，但这已是最上限。当轮到某个人讲话时，开始总是感谢：感谢造物主，感谢给予他们生命的父母，感谢圈子里共同聆听分享的大家。然后才开始说他们心中的话。这是一个特别的与人相连的经验，从其中可以学习耐心与尊重。
古代人了解仪式之重要性，用以充实他们的生活。除了可以对危险的事作预测，也可以不断提醒他们世界处处存在的神性。
德布龙卡特，本书的编辑之一，在圣公会课程中听到：“圣礼是内在的、心灵的恩赐之外在的、可见的标示。仪式并不仅只为表现：它们可以内化经验。他说，仪式与典礼是分享的经验，我们可与先人及后人激荡共鸣的经验。我想无怪乎当一个暴虐政权想镇压一个文化时，他们会去除它的仪典……而一旦这些仪典仍能秘密进行，则当暴虐政权一去，这文化就能重现。”
重建仪式
你可以将仪式与典礼重新带回你的生活，你将发现你的生活品质有立即的改善。它们可以与时变化，它们可以是你自己全新的创造，它们也可以借取于古人。
例如，大部分的日子，在晨间妻子和我会坐下沉思几分钟。我们常常步行到位于住家附近森林中由米勒所建的祭坛，在那儿祷告。我们在餐前感谢上苍，在周五晚饮红酒时有特别祷词，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血和为我们的牺牲。我们进行一个米勒教我们的周五夜安息日仪式，周六我们尽可能休假，用来放松、读书、讨论．和在家附近树林作长距离的步行。我们在醒来后起床给彼此特殊地关注约15分钟，我们拥抱，谈论新的一天，重申对彼此的爱。以上种种仪式，皆是我 们有心去创造地，通过这些，我们看到神圣地存在。
我们和朋友尝试诸如谈话圈之类地仪式，我们也正考虑”邀人到我们家，进行每周一次的冥想期（如果我的旅游行程能少些），几年前我们在密歇根和新罕布什尔时，也曾建立些与园艺及药草采集有关地宗教仪式。
你也可以建立起属于目己的仪式与典礼。经过数周地辛苦，这些仪式会越来越容易而成为生活习惯，从中得到的提醒则历久弥新。可以设立一个使这些仪式易于记忆并执行，且能更富意义的结构或组织。我们在新英格兰塞勒姆儿童村的第一年，祖父欧文会在早晨9点和下午3点敲钟两次，想要加入的人，就聚集在我办公室进行15分钟的默祷和冥想，最后我们手牵着手一起祷告。那些有明确目标的社区，如医治、拯救地球等，会找到许多将仪式轻易、自然地融入生活的方法。
在这些仪式中，在饭前的谢恩或每日森林的漫步里，或甚至经由在郊区街上注意四周的花、草、树，你便与你的远祖重拾连结。如此，你就把他们的智慧、永续的生活方式、世界观……等等，带进现在和未来与人分享。经此，我们便能找到转化年轻文化的最大契机。
注释：
①美国公路上最常见的汽车保险杆贴纸标语：“死时有最多玩具的人获胜”，是这种消费信仰动人的陈述；请注意它提及死亡的字眼，更清楚地界定其为一种宗教的范畴。
15．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
有更多记忆需要唤醒
“古人拥有一些我们似乎已经遗忘的事。”
—爱因斯坦
我们从投入浓密黑暗的森林中开始本书的旅程。我们了解了今日的处境，以及无法逃避的证据显示，我们与我们的子孙正一头走向挑战时刻。我们忘记如何“量人为出”，所以我们变得深深依赖储存在地下的古老阳光（及其他有限的资源）；而供给的尽头就在眼前。在这过程里，地球耗尽，生物伙伴灭绝。
回首来时路，我们知道了事情如何演变至此。我们从而明白，我们所告诉自己的故事具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影响力，明白祖先永续的古老文化生活方式之长远而可敬的历史——他们通常没有上述的问题——也明白相对近代以来，年轻文化，即WetikO“统治者”城邦的接手主导。，
石油短缺将把我们带进困境。从苏美尔王朝到现在，每次因城邦越来越大的成长胃口燃料而短缺时，灾祸即临头。但挥过难关生存下来，并非不可能。事实上，的确存在出现其他形式的能源而取代石油的机会。然而，问题在干，如果我们仍以年轻文化的方式来使用新能源，只会繁殖更多的人充斥全球，毁灭更多的物种和资源，并陷入更多彼此消灭的战争。如此一来，这会比失去矿物燃料来源更牢牢地封死我们的命运。
我们植基于文化中的人生观比我们的能源更重要。这才是必须改变的，不能再等待的改变。
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创造新的文化或生活方式。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及唤醒记忆之事——我们老祖宗早在我们出生之前的永续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能取得能源之蕴藏，他们的生活方式都能成功，因为其生活方式与其他生命天生的连结，产生非凡的韧性。这韧性我们依然可得，甚至适用于“现代”世界。
10万年的人类历史大约经历了5000个世代。走过历史，大部分的祖先视所有的造物为神圣，并待之以敬。只有在最近几百个世代我们才步入迷途。
在你自己的族系当中，几千代的父母存续下来，最后才生下你。你体内携带着他们那传下来的DNA。
想像这一条5000个母亲的链子，经由几千年生下你的祖先，最后生下你----这条链子一端一直回溯到部落生活，一端则往前直达现在的你。
就如同在部落祖先遗传给你的基因中，有着他们尊敬所有生命的能力——感觉神的存在，所有有生命或是无生命的宇宙内在的神性——你也有创造社区与和谐合作地生活在一起的本能。人类学的记录佐证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学说：人类天性为善并本能地寻求神，而且人类只有在制造暴力及受害者的病态文化中长大，才会失去功能。
10万年的人类历史——及现今地球上尚存的“原始”人——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邪恶及支配性的”之“传统的智慧”是一个谎言，这其实是我们文化特有的疾病，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相当近代的疾病。反之，我们生而具有对所有造物之神性的知识与敬畏，而我们最初且最基本的本能是同情与爱。
当你专注于此刻，环视这生气盎然的世界振动着生命与活力，你可以感觉到，一种能量以爱的形式从万物灌注到你的心里,而你，在此刻，便与古老的生活方式和神圣的世界观连结。
从此连结，即神圣的“此时此地”之坚固基础，你就碰触到生命的力量，而转化自己和周遭人。他们再转化接触到的人，并借由所有生命范围的力量，一起接触地球上每一个人和生物。当你改变你的世界观----并且开始默默实行出乎慈悲和怜悯的小行动，改变生活和消费方式，将你的仪式注人灵魂 你的生命将轻易而自然地改变，发展出面对古老阳光之最后时刻，所必须有的新生活方式。
经由此每天简单及实际的过程，我们便开始拯救世界。
跋
你刚读完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书。
而且你已经在这不凡的旅程里走了这么远，你成为关键人，你是那些为此星球共创未来的关键人物之一，你或许没想过这个角色，但如果你己读了这么多，你已被赋予这个角色了。
这就是生命如何进行，宇宙如何运作他是神如何与我们对话。首先我们面对数据和信息——即一种沟通。然后我们被邀请、鼓励，或强迫去吸收这些资讯、接受沟通。最后，我们决定在这个关系中我们到底是谁？
这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你正在决定，在刚吸收到的非常重要之信息与你的关系中，你到底是谁。而现在，无论你如何决定，你将在共创地球的未来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如果你决定忽视这个信息，你在共创某种未来；如果你决定依循这些资讯，你将共创另一个未来。
你不可能走出这个角色。你知道的太多了。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我的人生。我看出自己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解答的一部分。我再也不能置身事外。
在读这本书中途某处，你可能对自己说：“我知道问题，我已经了解了，但我可以做什么？”希望现在，读完这本书后，你已经得到答案。但所有的人都会接着问另一个问题：“这行吗？”
我要告诉你，行！但完全在于你相不相信能成功，知不知道能成功，并且希不希望能成功。
我们正在进行哈伯德（Barbara Marx Hubbard）所谓“意识演化”的过程。每一刻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日常决定和抉择都将重新创造自我，而现在，也许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完全明白我们在创造什么，及如何创造。
我诚挚鼓励你们不要无解地放下这本书。哈特曼在这儿呈现一个行动方案，他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从此时此地开始，用来改变集体意识，并写下启动人类经验的新“故事”。
如果你认为一个人不能做很多——或做得够——来改变什么，请读哈特曼的另一本书《先知之路》（The Prophet'sWay）。
现在就去买，马上读。它会启发并激励你。因为它会以真实生活的实例告诉你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并使你下决心在明日的创造中扮演应有的角色。
至于这本书，请到处引佣它，买上10本各地分送，不要让这行动的呼唤埋没听不见。
你也许觉得自己像在旷野中的声音，但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所等待的，你的声音是关键一票，你就是决定因子。我们有了你才能达到关键数。这本书简单的讯息：我们都是一体的。
最后，让我们为所有人的好而行动，如此，明日太阳仍会照耀，后天也一样，生命也不只是持续下去而已，更能达其最高境界、最辉煌的荣耀，及最大的喜乐。我们可以将此礼物送给我们的孩子吗？请说可以。
尼尔·唐纳德·瓦尔施（Neale Donald Walsch）
于俄勒冈州阿什兰 跋
